我在讀了《我們夫婦之間》後，正如秦兆陽所說，很自然地產生了這樣的“聯想”小說中這對夫婦的原型莫非就是蕭也牧自己和他的妻子？
蕭也牧原名吳小武，1939年開始以蕭也牧為筆名在晉察冀的《邊區文化》等報刊物上發表小說、散文。他1945年8月入黨，先在晉察冀《工人報》當記者，後擔任張家口鐵路分局工人糾察隊副政委。他和勞動人民出身的幹部李威，就是在張家口工作期間結為夫妻的。
李威是河北正定縣人，15歲參加革命。她父親抗戰前參加了共產黨，她9歲時，就開始在晚上跟著父親出去貼標語。父親為躲避敵人的追捕，逃往山西，再無音信。她的二哥是八路軍，參軍後就與家裏失去了聯係，後來，當李威在當地的烈士碑上看到二哥的名字，才知他早已犧牲了。李威家是敵占區，起始她在婦女中搞地下宣傳工作，送信、貼標語，後來環境殘酷，組織上見她小小年紀，家裏沒人依靠，又沒多少文化，1938年就把她安排到兵工廠學做鉗工。她在兵工廠幹得很出色，被評為勞動模範，很快入了黨。在我著手寫作此文時，李威已逝世近一年了。是前輩作家康濯的遺孀王勉思，最先向我提供了蕭也牧、李威夫婦在晉察冀工作和生活的情況：“認識吳小武夫婦，是在1946年底，那時候他們剛剛結婚，我和老康過年也結了婚，我們同住在一個村子裏，不久老康被周揚派到平山縣柴莊村，去總結‘窮人樂’－－柴莊是一個在敵人包圍中堅持開展群眾文化活動的模範村，演戲唱歌，進行氣節教育，鼓舞鬥誌。那段時間，到了晚上，我經常到他們家閑坐閑談。那時正是臘月，天寒地凍，李威常用小鍋熬一鍋白麵疙瘩湯，沒有油，隻放點鹽，稀稀溜溜，喝上一碗，渾身暖融融的，特別舒服，我們邊吃邊談，才知道小武和老康一樣，都是1938年參加革命，兩人又都是在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做群眾工作，在一次反掃蕩中，兩人因為生病，同被堅壁到雁北敵占區。那時候提倡知識分子工農化，雖說他們已經經過了一定的考驗，自覺地改造自己，在有些人眼裏還是不大被信任，但他們還是努力向工農兵學習。那年剛開春，我曾看見小武和農民一起，跳進豬圈，圈裏還有冰碴子，他們把豬糞尿刨出來，扔到地麵上，運到地頭漚肥。小武個頭高，幹這又髒又累的活時，他佝僂著身子、光腳挽著褲腿的樣子，至今還浮現在我眼前。他這不是響應黨的號召，努力做個好幹部嗎？”（《風雨故人情》第56、57頁，湖南文藝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
老作家芷汀（潘之汀）為紀念蕭也牧逝世十周年，曾在《滇地》雜誌上發表了題為《亡友蕭也牧》的祭文。文章一開頭，就描述了1947年他第一次見到蕭也牧的情景：
不速之客。裸背、赤足，肩挎背包和灰色軍毯卷兒，無聲無息地走進我的臥室，旁邊跟著我們的總務科長。
還沒有聽清楚科長介紹來客的姓名，客人先給我一副奇怪的印象：高大的身材和微駝的脊背倒沒什麼，特別的是這個客人從頭頂到腳跟，除了一條短褲衩和一雙破舊的結帶的小船般的納幫布鞋遮蓋了小部分皮膚之外，其餘的肌肉就全部暴露在陽光下麵。由於長期曝曬，皮色已呈醬紫，兩個陡峭的肩膀更是油黑烏亮。他微笑時，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齒，他觀察室內陳設時，眼球黑白分明……
“這是什麼人呢？”我想著，“老百姓嗎？挎著軍毯和公事包幹什麼？幹部嗎？怎麼會是這種打扮？”
當時蕭也牧在《中國青年》雜誌當編輯，是革命隊伍中年輕的知識分子，但在潘之汀眼中，他無疑已經是完全工農化了。
那一次，蕭也牧是從平漢鐵路以西來到冀中新華書店所在的河北省饒陽縣大尹村聯係一期刊物的承印事宜的，等待刊物出版，再帶回路西去。書店沒有招待所，他就住在潘之汀的鬥室裏。他倆一見如故，朝夕相處了半個多月，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凡和蕭也牧有過接觸的人，都知道他會講故事，也喜歡聽他講故事。潘之汀在回憶和蕭也牧住在一起時的情景說：“夜裏，我們怕引蚊子，早早熄了煤油燈。躺下聊天，他善於講故事，講起來生動、幽默、娓娓動聽，一講就是多半夜。準確的時間可說不清，反正那時都沒有鍾表。講吧，兩人還算年輕，他年近三十，我大他幾歲，都還精力旺盛，我佩服他的鬥爭經驗和藝術素養。但是他講完故事，總一本正經地是說‘這是真事’，我卻半信半疑，我說你已經構思很成熟了，可以把它寫出來啦。”蕭也牧告訴他，這些故事“在真實的基礎上也有些虛構部分，可基本上也是現在當中存在的”，問他聽了以後覺得印象如何？他回答：“很完整、動人！”後來，蕭也牧講這些故事大都寫成了短篇小說，並結集為《山村紀事》出版。王勉思在《揭開一頁塵封的曆史》中寫道：“小武搞創作不是為名利、用它作為墊腳石和敲門磚，完全是因為個人興趣愛好，由於他有豐富的抗日戰爭的生活經曆，作品情感真摯感人，生活氣息濃厚，有獨特的藝術特色，一出來就受到各方麵的關注，像主管宣傳工作的喬木同誌，就傳出活來，說吳小武先不用寫長篇巨著，就與抗戰中的小故事，寫一百個也很有意義。”（《風雨故人情》第5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