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文學評論家白村，敏銳地察覺到了《我們夫婦之間》在創作上的新突破，感到“在這樣燦爛的時代中，在這樣翻天覆地的鬥爭中，在充滿著榮譽和歡欣、歌唱與詩意的國家裏，我們該是多麼興奮！這些，正是我們文藝工作者所需要表現和描寫的東西。如果有人仍感覺生活平淡，不能使他興奮鼓舞，感覺不到這些新鮮而驚心動魄的神聖的業績，在生活的態度與對生活的認識上是值得深思的。”這篇題為《談“生活平淡”與追求“轟轟烈烈”的故事的創作態度》的大塊文章，發表在1951年4月7日《光明日報》的《文學評論》副刊頭條位置上。
白村在文中論述，“一個文藝工作者要認真地理解現實生活，回答現實中所提出的新問題，首先他對生活應該表示自己的態度，愛與憎、擁護與反對必須有著明顯的界限，隻有這樣才能很好地描寫生活，他所塑造出來的人物形象，才有社會意義。如果一個文藝工作者有一定的生活感受和理論的認識，就可以幫助他銳敏地認識新的生活，生活中的一切事物都會覺得新鮮，一切都起了新的變化或正在變化著，決不會感到平淡無味的。”接著，他以高度欣賞的口吻說：“我以為文學作品中，真正能說明生活的，並不是在於所描寫的事件的大小，是否轟轟烈烈的，而是在於能否真實地反映生活。《人民文學》一卷三期上，蕭也牧的一篇小說《我們夫婦之間》，所描寫的是一件很平凡的事，但這篇小說中寫出的兩種思想的鬥爭和真摯的愛情，農村幹部的思想和城市生活的距離，一些從老解放區來的農村幹部，對於城市中的一些生活習慣是看不慣的，這是一個很普遍的問題，雖然不是轟轟烈烈的事情，但有一定的社會意義，像這樣的事情在我們生活中是經常見到的，因為沒有認識到它的典型意義，也就馬虎過去了。有許多文藝工作者所以時常覺得生活太平淡，沒有甚麼可寫，不就是沒有能更深刻地觀察和分析生活的原因嗎？”
白村還強調：“注意生活中的小事是每一個文藝工作者所應該而必須的事情，但必須選擇有現實意義的主題，如果你也寫篇《我們夫婦之間》，你的主題隻是沉湎於自己的幻想之中，描寫和你的愛人怎樣看花、賞月，分別的眼淚，和最後的一吻，那就沒有甚麼意思，因為你所描寫的不是引導人們走向進步的主題。問題的中心不在於題材是否偉大，是否是轟轟烈烈的故事，而在於通過這個題材是否可以表現出偉大的社會意義來。”是的，假如一大批來自老解放區的作家，都能像蕭也牧這樣從平淡生活中發現有重大社會意義的題材，刻畫新的生活中新的典型人物，無疑將是開拓出一個創作豐收的大好局麵。
1999年，著名作家李國文曾在《不竭的河－－五十年短篇小說巡禮》一文中描述：“如果將文學比做一棵樹的話，新中國成立以後，短篇小說算是很快展開枝葉的品種。我還能記起1950年第一次在《人民文學》雜誌上讀到《我們夫婦之間》（蕭也牧）的快感，這大概是建國後第一篇產生熱烈反響的短篇小說，很快在年輕人中間不脛而走，口碑載道。那時，像我這樣一個文學愛好者和初學寫作者，讀到有別於解放區那種粗疏而明潔，稚拙而清新，充滿革命意識，稍遜文學素質，隻有昂揚劇烈，而欠柔雅嫵媚的作品，與當時出現的和《我們夫婦之間》一批，如《關連長》（朱定）、《窪地上的戰役》（路翎）等短篇小說相比，這些作品，更關注人情之炎涼冷熱，人性之複雜難測，人心之變化多端，人事之繁碎瑣細。而且，革命者並不永遠吹衝鋒號，隻有向前向前，他們也有像普通人那樣的喜怒哀樂、歌哭笑罵的情緒變化。這種耳目一新之感，對讀過三十年代作品，俄蘇小說，歐美經典著作，受過起碼文學訓練的我們來講，當然會生出一種能夠與以往閱讀經驗相銜接的和鳴。誰知，沒過多少日子，地麵上也就出現了最早的霜凍。這種最初的‘文學即人學’的開拓嚐試，很快被革命家們一篇篇聲嚴色厲的判決，嚇得噤口結舌。”
最先發表文章批評《我們夫婦之間》的“革命家”是陳湧。白村的文章麵世僅兩個月，陳湧與其持完全相反觀點的《蕭也牧創作的一些傾向》，全文長達5800字，就在6月10日《人民日報》的《人民文藝》副刊上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