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親自發動的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進入6月後，全國就掀起了一個群眾性的批判運動高潮。在這樣的形勢下，《文藝報》作為中國文聯委托中國文協主辦的機關報，就覺得陳湧批判“蕭也牧創作傾向”的文章軟弱無力，沒有擊中要害。於是，就於6月25日出版的四卷五期上發表了“讀者李定中”6月10日的來信：《反對玩弄人民的態度，反對新的低級趣味》。《文藝報》在《編者按》中首先肯定陳湧對“蕭也牧創作傾向”的批評“是一個好的開始”，然後說“讀者李定中的這篇來信，尖銳地指出了蕭也牧的這種創作傾向的危險性，並對陳湧的文章作了必要而有力的補充，我們認為很好。”
李定中對《我們夫婦之間》“反感的理由”是：“第一，我反感作者的那種輕浮的、不誠實的、玩弄人物的態度”，對於女主人公工人幹部張同誌，“從頭到尾都是玩弄她”！“對於我們的人民是沒有絲毫真誠的愛和熱情”，“因此，我覺得如果照作者的這種態度來評定作者的階級，那麼，簡直能夠把他評為敵對的階級了，就是說，這種態度在客觀效果上是我們的階級敵人對我們勞動人民的態度”。接著還以林語堂、左琴科為例，警告作者懸崖勒馬：“假如我把林語堂的骷髏畫在懸崖邊的牌子上麵，您們說我故意嚇人，我一定承認；但我們如果把左琴科的照片貼在牌子上麵，您們不會不同意的罷？”“反感的第二個理由”是，認為藝術上那些所謂“平凡生活”的描寫，則是作者簡直在“獨創和提倡一種新的低級趣味”，“種種‘細致入微’，我看沒有一處不是宣泄作者的低級趣味的”，“這樣寫，你是在糟蹋我們新的高貴的人民和新的生活”，“低級趣味並不是人民生活，也不是藝術，而恰恰有點像癩皮狗，有的人以為它有趣，有的人卻以為它不愉快；我就是屬於後者的分子，我就要踢它一腳！”該信最後歸結說：“總之我是反對這種對人民沒有愛和熱情的玩世主義；反對玩弄人物！反對新的低級趣味！”他不同意陳湧所說這種不良傾向的原因是由了作者脫離生活，“而是由於作者脫離政治！在本質上，這種創作傾向是一個思想問題，假如發展下去，也就會達到政治問題，所以現在就須警惕”。
盡管事情已過去半個多世紀，但我們今天讀到這樣無限上綱的“讀者來信”，仍不免毛骨悚然！他把蕭也牧當成了“敵對的階級”，比作了“要踢它一腳”的“癩皮狗”，可以說是到了無以複加的程度，完全超出了文藝批評的範疇，簡直與幾十年後“文革”中紅衛兵造反派的語言毫無二致了。
即便是在當時，李定中的文章就被明眼人嗤之以鼻。7月28日，《光明日報》在《文藝評論》副刊頭條位置上，發表裘祖英的《論正確的批評態度》一文，對李定中文章中顯露出的“刻毒手法”，提出了嚴肅的批評。裘祖英認為，“現在有些批評文章中，缺乏與人為善的態度，他們不是把主要的鋒芒，射向敵人，射向反動的封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作家，而是相反地，將應該對付敵人的態度，返回來對付自己的戰友。也許有人舉蘇聯文學家的對付左琴科為例，日丹諾夫不是在報告中把他罵為‘下流家夥和非蘇維埃作家’嗎？這因為左琴科在其作品中已自絕於人民，故人民亦以敵人看待之。除了左琴科之外，對於別的作家，即使在作品中犯了很嚴重的錯誤，如卡泰耶夫的《擁護蘇維埃政權》雖受到嚴格的批評，但也還指出作者過去文學上的成就，與現在作品應改進的途徑。從來也沒有把他和左琴科‘一視同仁’。”裘祖英接著寫道：“最近李定中的《反對玩弄人民的態度，反對新的低級趣味》一文，不論其論點如何正確，我覺得他把蕭也牧同誌與白華作家林語堂相比，與蘇聯的左琴科相比，在批評態度上，實際是陷於敵我不分，亦是失去立場的批評。”並明確地表示，“蕭也牧是人民的作家”，“如果把這樣的作家就當做敵人看待，這就非常錯誤，‘把自己站在敵人的立場上去了。’”
那麼，李定中究竟何許人也？在來信的開頭，他是這樣作自我介紹的：“編輯同誌：我是喜愛文藝的，但是對於文藝理論，我平日少研究；可以說一竅不通，寫批評，我更不會。”果真如此的話，他怎能當天讀了《人民日報》上陳湧的《蕭也牧創作的一些傾向》，就立馬寫下這封長達3200字，並舉林語堂、左琴科為例的評論性很強的信呢？隻要有一些編輯出版常識的人，也會對《文藝報》如此神速地刊發這封信感到驚異。《文藝報》當時是雜誌，鉛字排版，如果這果真是一封讀者來信，信在郵路上要走幾天？編輯部一、二、三審又要幾天？再一、二、三校加付印及裝訂再要幾天？6月25日刊物就順利出版了，這可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