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也牧的大兒子吳家石告訴我說，他父親在1958年補劃為“右派”、開除黨籍後，又連降了三級工資，在他父親發配到河北省安國縣齊村生產第四隊勞動改造的一年多時間裏，母親帶著他和三個年幼的弟弟，日子過得相當艱難。江曉天的夫人李茹也告訴我，蕭也牧在建國初的工資是比較高的，加上他稿費多，花錢大手大腳，經常下館子吃飯。挨批尤其是被打成“右派”之後，經濟就相當拮據了，因此，他常因此而同李威發生口角。從行政13級降到17級，也就取消了高幹享受的副食供應待遇，每當他又想下館子解饞時，就來找毗鄰而居的江曉天。江曉天也總是慷慨地解囊相助。為此，他於下農村勞動改造的二十天之後（即1959年6月8日），就給江曉天寫來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說：“勞動的空隙，也經常想到往事”，“特別是回想到和你相處的幾年，我總是難過得很。說得通俗一點，我是個負義之徒。為此，我經常難過的。這話本來不必對你說的，尤其是還在一起的時候。今天已經天各一方，亦不知何時再見，更不知是否還會相處。我一定要對你說了這句話，心裏稍稍舒服一些”，“何時我能聽到你重新稱呼我‘同誌’？（這是個多尊貴的稱呼嗬！）我期待著這一天，我深信會有這一天。”在好在蕭也牧曾在晉察冀經受過抗戰歲月的艱苦考驗，無論多累的農活也難不倒他，由於勞動改造期間表現好，便在1961年摘掉了“右派”帽子，又回到中青社文學編輯室當編輯，實現了還和江曉天相處的願望。隻是此時江曉天已在反右傾運動中被撤職降級，也淪為一個普通編輯了。
秦兆陽的遭際與蕭也牧大體是一樣的。他在《追求》一文中回憶道：“我是1958年7月下旬正式戴上右派帽子的，7月25日被宣布開除黨籍。從此我才知道帽子壓在頭上的滋味。人走到哪裏帽子跟到哪裏，每個知道你的人都知道你的帽子。然而更使人痛苦的還不在於‘戴上’，而在於‘取消’，取消了黨籍，取消了做人的重心，取消了內心的寄托，取消了第二生命，成了自己人的敵人，心被摘掉了！靈魂無依了！--這一切都壓在精神上！所以，1961年11月宣布摘掉我的帽子以後，當個別朋友暗地裏祝賀我的時候，我說：‘我並沒有感覺到輕鬆一點，愉快一點。’因為，並沒有還給我那被取消了的最寶貴的東西，我的心並沒有歸還原處，我的靈魂仍無所依，我的生命仍無寄托。雖然拚命工作能夠彌補一點內心的空虛，但那不過是暫時的，是一種勉強安慰自己的辦法。我不能像有些人那樣，‘隻要努力為革命工作，像一個最好的黨員那樣工作，就仍然是個共產黨員。’不，我沒有這樣堅強，我是個不斷地用痛苦對自己進行精神折磨的脆弱的人。在1961年11月脫帽以前，我不知道痛哭過多少回，脫帽以後，直到1979年3月‘改正’為止，十幾年中仍然痛哭過無數回，有兩三次哭成了嚴重的眼病！”（《舉起這杯熱酒·秦兆陽散文選》第16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出版）
蕭也牧在“靈魂無依”的黑暗歲月裏，肯定也像秦兆陽那樣痛哭過無數回。誰都知道，那時候摘帽“右派”依然是低人一等的，所謂“帽子”拿在別人手裏，想給你戴上，隨時都可以再給你戴上。這種政治上的汙辱，是最不堪忍受的。與此同時，作為一個作家，蕭也牧感到最痛苦的，是剝奪了政治生命後，創作權利也隨之而被徹底剝奪了。創作是一個作家真正的生命，在蕭也牧看來，一旦喪失了創作的權利，他就陷入了痛苦的深淵。
天津作家曾秀蒼曾痛心地回憶道，挨“有地位和名望的”丁玲的權威批判之後，“蕭也牧創作生命從此基本上壽終正寢”，“他擱筆時候，年紀還輕，照現在的規定，他大概還可以報考研究生的。照理，正是事業發軔之年。”（《終日坎壈纏其身--憶蕭也牧同誌》，《北京文藝》1979年第11期）他是1956年春夏之交與蕭也牧相識的，蕭也牧為他的長篇小說《太陽從東方升起》當責編，約他去中青社談稿子，給他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兩個字：真率。”“愈和他廝混熟了，愈見其率真。”他在此文中，記述了蕭也牧“真率”的一個實例--
我那習作，原是打算接寫下去的，所以交稿時沒有結尾。到定稿時，他要我還是把它結了。因為對於下麵有了些腹稿了。我說，現在我結不了，下卷寫出來，不就自然結了？
他說：“自然結了？你得考慮各種因素。每一種稿件以外的因素，都可能把稿件否了。你能保證第二部寫出來了就一定能順利通過？這是一，這是客觀方麵；再說，《死魂靈》第二部，不是作者自己燒掉的嗎？古文裏叫什麼？‘付丙’，是不是？”
“對，丙丁屬火。”
“中！人家可是叫果戈裏，還屬火呢。我們能保定自己的作品生下來準屬金不？文學藝術的事，我敢說誰也不敢在娘肚裏子裏就誇海口！”
他說得在理，我可皺起眉頭了。因為我從未作過收場的構思。然而，他和我自己一樣知道我的困難，所不同的，他在反複審閱稿件中，代我作了構思，並且主動提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