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茹還說到，盡管江曉天當時工作繁忙，但總喜歡抽時間和團市委的一幫小青年湊在一塊兒聊天。大家欽佩他過人的學識和記憶力，覺得他挺風趣，和他聊天總能得到一些教益。他寫得一手漂亮、瀟灑的行書小楷，大家都以為他出身書香門第。他聽後哈哈大笑，說他其實生長在貧困、落後的農村，11歲時父親被下鄉掃蕩的日本兵槍殺，小時是個放牛娃，後來斷斷續續、跳班跨級讀過不到六年書，最高學曆是初中二年級。但他勤奮好學，村裏的私塾先生發現“孺子可教”，曾教他讀過一點四書五經，傳授他一些練習毛筆字的基本要領。他利用幹農活間歇背誦古詩，在沙土地上用樹枝練字。他說，他的字，他的文化知識主要是參加革命隊伍後自學而來。當年農村無書，入伍後在行軍途中經過地主老財家，就抄幾本書帶上，抓到什麼讀什麼，甚至連集市上包東西的舊報紙、雜誌都不放過。在戰爭年代，他什麼東西都可以丟，唯有隨身帶著的幾本書，一本王雲五編的四角號碼小字典、一枝毛筆、一瓶墨水是不忍舍棄的。行軍休息或宿營時，別人聊天、睡覺、打撲克，他就找個安靜地方讀書、抄書、練字，遇到不認識的字就查字典。他的毛筆字就是那時靠天天抄《三國演義》練出來的。行軍路上他都在練字，令人感到不可思議，他說，可以邊走邊用手指在大腿側麵練筆劃，琢磨字的結構，這樣行軍時還不會打瞌睡。他還經常說“開卷有益”，“一本書就是一個世界”，現在條件多好呀，要趁年輕時多讀點書，廣泛涉獵。記得他曾舉例說，他就是從張恨水的《金粉世家》中，了解了萬花筒般的城市，知道有柏油馬路、樓上樓下、電燈電話、電風扇、抽水馬桶的，所以進城後才沒鬧出有些“土八路”的笑話……
說到江曉天重視讀書學習時，她拿出她珍藏了近60年的江曉天寫給她的第一封情書，說：“那個年代，愛情是很純真的，也很政治化、理性化。帶著那個時代所特有的對愛情、幸福的理解。你們看，這封情書中，除了談工作，主要就是談學習。”
這封情書共7頁，密密麻麻的蠅頭小楷，其中，不隻寫到了“工作即是學習”，“即是活的學問和知識”，還詳細寫了“理論學習”、“文化學習”、“政策學習”和“時事政治學習”等問題，其中，有關“文化學習”，也即編輯業務學習部分，尤其吸引我的眼球：
每半月看一本（五萬字上下）文藝小說，通過記日記，練習寫文章。（《文藝報》，文藝理論，寫作指導，標點符號，文法，修辭學，都需慢慢地學。）不要氣餒，隻要有決心，就可以獲得成功。我的經驗就是如此：十五歲初中卒業，回到家鄉（解放區），十六歲參加革命工作，教書，什麼都不懂，就是因為我好學，而有恒心。從來沒有人幫助指教我，主要是自修。雖然，走了些彎路，但是我從不灰心。因為有了今天--不說有何成就，但尚堪告慰自己。當然，我絲毫不滿足，仍在為我的未來作虛心、積極學習。
李茹告訴我，這封信是1950年江曉天和她短暫離別時他寫下的。當時江曉天因勞累過度，患上嚴重的神經衰弱症，組織上安排他去青島，邊療養邊做些工作--擔任團市委宣傳部長、中共青島市委宣傳委員會委員。沒過多久，1951年初，他倆就奉調來到了北京。原本是一起到《中國青年報》當編輯的。受命創辦《中國青年報》的社長兼總編輯，還正是他倆的原先的頂頭上司--張黎群。同一批奉調到《中國青年報》的，還有哈爾濱團市委的陳模和劉賓雁夫婦、京津兩地青年報的徐才、王士穀、丁望等能幹的新聞人才。沒想到江曉天臨時被團中央組織部留了下來，到出版委員會去籌建中國青年出版社。江曉天考慮到編書與編報不同，仍希望去《中國青年報》。出版委員會主任李庚對他說：“這裏編輯部剛開始組建，你來，團中央書記蔣南翔已經同意，定了。”這樣，隻好讓李茹一個人去《中國青年報》當了編輯。李茹說：“中青報是個青年才俊、名校新聞係大學生紮堆的地方。我13歲就從城市跑到解放區，隻有初中學曆，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當時讓我由行政工作崗位轉到搞編輯業務，誠惶誠恐、壓力極大。是曉天的鼓勵、指引、幫助，使我樹立起信心。他細心地幫助我製定學習規劃，開列讀書目錄，讓我集中一段時間惡補新聞專業知識。我之所以在工作中上路較快，曉天為我付出了很多很多……”
就在幫助李茹上路當報紙編輯之時，江曉天的社會角色驟然間也來了一個大轉換：由辦地方的青年類報紙，改做國家級出版社的文學編輯。而他之所以能迅即轉換成功，究其原因，就在於他“好學”和“有恒心”。說到這裏，李茹給我們看了黑龍江作家協會的門瑞瑜多年前寫給江曉天的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