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談到上世紀五十年代的當代文學作品的出版時，江曉天曾對我說，那時全國隻有人民文學出版社、上海新文藝出版社和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三家專業社，因百花社側重於散文，所以中青社文學編輯室的主要競爭對手是人文和上海新文藝兩家。盡管中青社文學編輯室成立後僅用兩年的時間就逐步健全了一套從約稿到編審工作的規章製度，並在出版青年英雄人物傳記、翻譯作品及古典名著選本譯注方麵大獲成功，但社會上、尤其是文學界普遍認為，傳記不能稱之為純文學作品，已在社會上有名望的老作家大都不願意把書稿交給中青社，在此情況下，他的壓力相當之大。要改變這種情況，就必須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發現和培養青年新作者上，擬定長期的選題計劃，大抓長篇小說的出版。
這是一次關鍵性的戰略轉移，為迎接首次全國青年文學創作會議的召開，江曉天和蕭也牧、畢方（陳碧芳）一起周遊全國，趁了解青年作家動態之機，與文學界廣泛接觸交流，開辟稿源。江曉天說，後來，此舉被業內人士戲稱為“撒大網，釣大魚”。至於釣到的“大魚”，最有份量的就是有口皆碑的“三紅一創”，即《紅日》、《紅旗譜》、《紅岩》和《創業史》。
“三紅”中最早出版的是吳強的《紅日》（詳見《〈紅日〉是這樣噴薄而出》）。如果說《紅日》這條“大魚”是江曉天親自釣著的話，那麼，柳青的《創業史》還是“魚苗”的時候，他就精心去喂養它了。
柳青是來自解放區的作家，繼1947年出版《種穀記》之後，1951年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二部長篇小說《銅牆鐵壁》。1952年5月，他辭去中國青年報編委、文藝部主任的職務，到陝西省長安縣皇甫村落戶，雖掛職為縣委副書記，但實際上是紮到了生活的最低層，從事專業創作去了。江曉天敏感地意識到，解放後農民翻身分得土地，廣大農村正在進行一場前所未有的革命。這個時代的變遷史，是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重大題材。同時，他也深知柳青創作態度嚴肅，藝術思想上有深刻、獨到的追求，又有深厚的生活基礎，寫出一部好作品是可以預期的。於是，他便派小說組最擅長和作者打交道的黃伊專程去約稿。臨行前，他叮囑黃伊：“柳青是一位嚴肅的作家，他拋開了城市的舒適生活，到農村落戶，並打算長期住下去，將來一定會寫出好作品，你這次到長安，其他事做不完沒關係，不做也可以，隻要約到柳青一部長篇小說，就是勝利，應記大功！”
黃伊下了火車乘汽車，下了汽車再徒步行走，風塵仆仆找到了皇甫村，還未及說明來意，卻被柳青先一語道破了：“我才來鄉下落戶不久，農村又是廣闊天地，好比種子剛下地，還未發芽，哪裏談得上收獲？你來得也太早了點……”黃伊見柳青衣著簡撲，穿雙布鞋，上唇留起兩撇小胡子，已經活像個老農，心裏就有了底，懇切地說：“你是一位成熟的作家，農村生活早就熟悉，這次下來，如故地重返，新的感受，一觸即發。我們相信，不久的將來必有鴻篇巨製。請不要講謙辭，我們現在就簽訂約稿合同，不論等到什麼時候，不論你寫多少，都歸中國青年出版社。”柳青本就是個誠樸的作家，遇上了黃伊這樣一臉憨厚的編輯，對飲幾杯之後，就在約稿合同上簽了字。就這樣，《創業史》就像一條大魚讓中青社養在“網箱”裏了。
果然，兩年之後，中青社就陸續拿到了柳青《創業史》的部分初稿，江曉天審讀後，認為基礎很好。1958年他親自帶黃伊去皇甫村，詳細聽取柳青對全書的構想，交換意見，進行探討，並達成共識：即不著重寫過程、寫事件，而是要深刻揭示中國農民在這場偉大變革中所反映出來的、複雜的心理變化曆程，塑造出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全書脫稿後，江曉天交由案頭功力較強的畢方當發稿編輯。我打電話問畢方，為什麼江曉天最後要讓她當《創業史》的責任編輯，畢方回答：“江曉天主事的時候，文學編輯室的一些重點書稿，都是集思廣益，由好幾個編輯參與審讀和討論研究修改方案，然後再確定由誰當發稿的責任編輯。比如《紅岩》，改動很大，最初江曉天也讓我參加過多次討論。《創業史》是江曉天讓黃伊去組的稿，柳青是一個早已成熟的作家，稿子到我手裏，記得我並沒有花多少筆墨功夫。”過了兩天，畢方打來電話，說找到一份材料，記有她編《創業史》的有關情況。這材料是她1983年申報高級職稱時寫的《業務自傳》，我把有關《創業史》的內容摘錄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