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曉天回憶，那天的報紙是上午9點多鍾送到的中青社的，他見好多人搶著看，議論紛紛，就預感事情不妙，等到快中午時，碰到黃伊，見他手裏拿著一份《人民日報》，要過來一看，才知道一場災難降到自己頭上來了。果然，剛看完“安學江”的文章，一位同事就奉命來對他說：“你回去一趟，我們一起走。”他一聽就明白，這是要去抄他的家、搜查所謂“利用小說反黨”的罪證。出了中青社大門，又來了3位。幸好其中隻有一位偏激的“左派”，另兩位與他並無惡意，僅是奉命例行公事而已。盡管如此，進他家之後，那陣勢還是把他的老母親嚇得瑟瑟發抖，年少的女兒靳虹更是害怕得直哭。翻箱倒櫃搜了個遍，竟一無收獲。於是，就通知他收拾行李，提前吃了晚飯到社裏去接受隔離審查。於是，當晚他就住進了中青社東院的“牛棚”。關他的是一間隻有五六平方米的小黑屋，除一張單人床、一張小桌和一把破木椅外，連隻暖瓶都沒有。室內潮濕，空氣不流通，嗆人的黴味令他感到窒息。細聽說話聲，他得知緊隔壁住的就是造反兵團的一號頭目。室內的燈泡很小，雖然那時他的視力還挺好，但在那昏暗的燈光下根本看不了書也無法寫字，隻得早早躺下。睡不著覺，就一支接一支地抽煙，回想往事。他想到，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他多次遇險，3次被敵人包圍，卻都沒被抓住，沒坐過敵人的牢，現在可好，卻被幾個造反派關進了這“小黑屋”。他怎麼也想不明白，為《風雷》當了一回責編，為何就成了“利用小說反黨”的罪人呢？
“安學江”的大批判文章一開頭就說，1962年，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的代名詞）赤膊上陣，特地指使他在安徽的代理人李葆華之流：“回去之後，把前三年的曆史寫本書，如果勇敢些，就把他編劇演，再勇敢些，就立碑傳給後代。”時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李葆華回到安徽後，找“工農作家”陳登科，“精心炮製”出了長篇小說 《風雷》。
這顯然是在捏造事實。江曉天記得很清楚，陳登科早在1956年就醞釀寫這部小說了。那年夏天，陳登科來京出席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住在前門飯店，接到電話，他就去看陳登科。陳登科對他說到正在構思的一部長篇小說的梗概：一個在淮海戰役中負傷，被抬擔架的老農冒死救出的戰士，抗美援朝回國後，當了連長，要求到地方工作。為了尋找、報答那位老農的救命之恩，選擇了淮北地區，帶頭創建農業合作社的故事。書名叫《櫻桃園》。他說記得契柯夫有個劇本也叫《櫻桃園》，你改個書名吧，陳登科就說幹脆叫《尋父記》吧。於是，他就與陳登科簽訂了約稿合同。不久大躍進起來了，中青社“放衛星”，他就報了10部長篇，柳青、梁斌、杜鵬程、王汶石、陳登科等作家的大名都列在其中。3年後，張羽去合肥，回來帶了本《尋父記》的鉛字印稿。中青社領導認為《尋父記》是寫農村階級鬥爭題材的，正合當時形勢需要，就決定作為重點書稿，下大力抓。中青社有個傳統做法，因社領導不看長篇小說稿，要求一部長篇小說稿在文學編輯室必須有三個人看，一、二、三審統一進行。這樣，新派來的室主任就要他也參與《尋父記》的審看工作。發電報請陳登科來京後，室主任、張羽和他，一起住進西山八大處作協招待所，逐章逐節討論商議了10多天，定下了修改方案。這時，因張羽要請創作假，室主任就讓他來當《尋父記》的責任編輯。他堅辭，說《李自成》第一卷還有些工作沒處理完，手頭還有兩部長篇稿要看，更主要是他為家事被撤職、降級，就是安徽農村問題扯起來的，《尋父記》將來一旦發生什麼事故，聯係起來算總賬，他可實在吃罪不起。室主任說，你放心，不會有什麼事，萬一有事，也由領導承擔。當時，他的留黨察看兩年處分剛撤銷，他想到自小在淮河兩岸長大，對《尋父記》中描寫的淮北農村生活是熟悉的，作為一個共產黨員，為了黨的文學事業，有時就得承擔一點風險，既然是領導上交下的任務，他就隻好答應下來，同陳登科及其助手耿龍祥先住西山八大處作協招待所，後進炒豆胡同招待所，采取流水作業，交錯進行的辦法，於1963年底，完成了修改和發排工作，印出了征求意見本。因他們共同認為，小說反映的農村社會主義合作化運動是一場革命，所以就將書名改為《風雷》。？？？《風雷》征求意見本印出後，除送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人手一冊外，江曉天還以中青社的名義，送了一份給分管農業的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因抗戰期間，譚震林一直是他所在的新四軍二師政委，他想爭取老首長譚震林看看並寫個序。但後來得知，譚震林太忙沒時間看，江曉天又想起曾在中央黨校同學的姚力文，聽說他1959年畢業後，已調中辦給胡喬木同誌當秘書。姚力文是位熱心人，很願意幫忙，他打電話告訴江曉天，喬木同誌到南方休養去了。他本人已調任劉少奇同誌農業方麵的秘書。中辦有個地區研究組，專門研究農村工作問題，成員多是任過多年地委書記的老同誌，他也可以請他們幫忙看看，要江曉天把《風雷》排印本寄3份給他。幾乎同時，陳登科給江曉天來信，並附有安徽省委副書記陸學斌寫給中宣部副部長林默涵和中國作協黨組書記邵荃麟的信，要求他們能看看稿子，提提意見。江曉天請作協的張僖同誌把陸的信分別轉交他們二位，各附排印稿一本。邵荃麟看過後即召江曉天麵談，對排印稿提出了很好的意見。姚力文告訴江曉天，他和中辦地區組幾位多年從事和研究農村工作的專家，都一致認為《風雷》在政策上沒問題，並對陳登科深厚的生活功底大加讚賞。在正式出版之前，江曉天彙總了各方麵的意見，又請陳登科來京，用了3個月的時間，對書稿作了第二次修改。由於江曉天很喜歡鄧拓的書法，就請美編室的一位副主任去信請鄧拓題了字。就這樣，《風雷》（第一部）分上、中、下三冊於1964年5月出版，首印9萬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