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淳先問：出版社的意見怎麼樣？我答：外審和社裏都看了，沒有什麼原則性的問題，基本上是曆史唯物主義的。他說：是的，我們也這樣認為。又問：你知道嗎？姚是毛主席點過名的。指的是1957年春。我說：是不是在一次內部談話中，點名批評他的一篇散文《飲茶》（即《惠泉吃茶記》）。曾笑笑，點點頭。我說，1957年以後，中央宣傳部發過一個文件，有規定，姚寫的是曆史小說。再說，毛主席是稱讚李自成的。又把《永昌演義》的情況說了一下。曾淳說：是呀，書，我們也認為可以出的，但要慎重。我趕快說，我們研究了三條“限製”辦法：一、不宣傳，包括不在報上登新書介紹；二、控製印數；三、稿酬標準從嚴、偏低。曾淳同誌說：好吧，就這麼定了。（《江曉天近作選》第25頁）
有了湖北省委的明確態度，江曉天一顆懸著的心終於放了下來。1963年8月，42萬字的長篇曆史小說《李自成》第一卷終於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分上、下兩冊出版了，首次印數10萬。當姚雪垠收到中國青年出版社的樣書後，為了表示他對毛主席的敬仰，立即同妻子王梅彩一起，到武漢郵局給毛主席寄去一部。（但他萬萬沒有想到，呈送毛主席的這一部書不僅沒有石沉大海，而且還對他今後創作《李自成》竟起到了神奇的巨大作用。）盡管中青社事先定下了“不宣傳”的“限製”辦法，但據原《文藝報》資深記者閻綱回憶，他當年曾將他閱讀《李自成》第一卷的肯定意見和了解到的有關反應，及時報告給侯金鏡和馮牧二位副主編，“侯馮二位膽識兼備，一致稱讚《李自成》一卷的創作成就，認為它在當年出版的長篇小說中無疑鶴立雞群”（《三十八朵荷花》第398-399頁，陝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經過商議，同意他在由他起草的以本刊記者名義發表的《一九六三年的中篇、長篇小說》一文中公開肯定了《李自成》第一卷的成功。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中青社文學編輯室收到了二百多封讀者來信，一致稱讚《李自成》第一卷藝術性高，知識性強，特別是現實思想教育意義大，這一點，完全出乎江曉天的意料之外。於是，不得不一再加印，截止“文革”前夕，就突破了百萬冊大關。這也是姚雪垠先前連做夢都敢想的事。因此，對江曉天在逆境中不怕擔風險，敢於支持和幫助他出版《李自成》第一卷，始終銘記在心。二十年以後，當他成就輝煌，聞名中外時，仍在其長篇回憶錄中，帶著深厚的感情說：“如果有人問我誰是《李自成》的伯樂，我隻能回答說是江曉天。他是我在困難時期遇到的第一個知音。”（《學習追求五十年》第196頁）
為《風雷》當責編與“利用小說反黨”
1968年7月8日《人民日報》第三版用一個整版的篇幅，發表了“安學江”題為《徹底砸爛中國赫魯曉夫篡黨複辟的黑碑--批判陳登科的反動小說〈風雷〉》的“大批判”文章，並加了由姚文元親自審定的長達500多字的編者按。該“編者按”說，《風雷》“肯定是在中國赫魯曉夫親自授意下炮製出籠的”，它披著“寫農業合作化”外衣，大刮反革命黑“風”，大打資本主義妖“雷”。“毛主席教導我們說：右派是從反麵教導我們的人。在這點上，毒草有功勞”，“我們要謝謝陳登科等人的勞作，謝謝這些反麵教員，他們使革命的人民懂得：階級敵人是如何利用小說推行反黨活動的，反革命分子是怎樣耍兩麵派手法的……”顯然，在《風雷》作者陳登科後麵加上“等人”二字，首當其中的，就把《風雷》的責任編輯江曉天給“等”了進去，一夜之間，使他也成了“反麵教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