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想到的是，1960年國慶前夕，姚雪垠不僅被摘掉了“右派”的帽子，結束勞改，而且還分配到武漢市文聯工作，依然讓他從事專業創作。市委文教書記宋一平在得知他正創作一部工程浩大的《李自成》之後，當即表示支持他接著寫下去。於是，他集中所有精力，僅用半年多的時間，就把原來寫的《李自成》第一卷，整理成40多萬字的初稿。而正在這時，即1961年6月19日，周恩來總理在文藝工作座談會和故事片創作會議上全麵闡述了藝術民主、解放思想、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階級鬥爭與統一戰線、文藝規律及文藝領導等問題，著重批評了當時文藝工作中“左”的傾向。在此有利形勢下，10月中旬，姚雪垠就意外地收到了中國作家協會辦公室的一封來信：“聽說你正在寫長篇，如有什麼困難，作協可以幫助解決。”隨即姚雪垠就寫了複信：“我寫的長篇曆史小說《李自成》第一卷已經脫稿，希望作協請一兩位研究明史的專家看看稿子。”之後，作協辦公室就來信將稿子要去，並於11月17日給姚雪垠寫信說：“稿子已經收到，正在接洽找人閱讀。”因姚雪垠說得很明確，是“希望作協請一兩位研究明史的專家看看稿子”，這人，作協是決不可能找到江曉天頭上來的。而江曉天以中青社文學編輯室名義寫給姚雪垠的索稿信是10月28日發出的，當從姚雪垠的複信中得知稿子已在中國作協後，江曉天怕夜長夢多，便立即給姚雪垠寄去了約稿合同。11月24日，姚雪垠在約稿合同上簽了字。幾天之後，姚雪垠又收到了中國作協辦公室11月25日給他信：“《李自成》原稿仍未找妥人看。作家出版社聽說這部稿子現在這裏，很想要去看一下，不知您意如何？盼告。”作家出版社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副牌，歸屬中國作協會領導，但江曉天一貫的雷厲風行的作風，已讓中青社搶先一步，使作家出再也無法得到《李自成》的版權。中國作家協會辦公室1962年1月24日致信姚雪垠說：“昨天，中國青年出版社轉來了您十二月二十九日給他們的來信，其中提及，作協尚未找好看稿的人，可由該社先將《李自成》原稿取走。本來經過幾次聯係約請，我們最後想把原稿送給樓適夷、韋君宜同誌看的，因為他們一是作協的理事，一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副社長。今天，又接到你同日給我們寫來的信，我們決定尊重您的意見，已在今日將原稿（共五分冊）送給該社，請他們先看了。特此奉告”（《學習追求五十年》第194頁）假如換做另一個編輯，若辦事不像江曉天這樣有膽識、有魄力，稍一遲疑或猶豫，《李自成》這樣的佳作是決不會“偶得”的。
在采訪江曉天時，我曾問過他：“當時你怎對李自成這樣的曆史題材那麼感興趣呢？”他回答：“我認為這個曆史題材是可以寫的。主要根據是兩條：一是在《毛選》中多次提到李自成，在曆史上眾多的農民起義領袖中，毛澤東對李自成和黃巢似乎更為讚賞；二是1955年胡耀邦曾把一本李寶忠寫李自成起義的小說《永昌演義》，交給中青社社長朱語今，讓排印百把本給少數人看看能否出版。老朱告訴過我，毛主席曾看過《永昌演義》，可見毛是支持寫李自成這個曆史題材的。我當時也看了《永昌演義》的鉛印本，無論思想內容還是藝術質量，與《李自成》都是無法相比的。李寶忠是李鼎銘先生的親屬。1976年，我從阿英的女婿吳泰昌那裏看到了毛主席1936年看過《永昌演義》手稿後致李鼎銘的信，證實我對這部書稿很感興趣沒錯。”據江曉天回憶，在拿到《李自成》第一卷之前，“剛看完一部寫太平天國金田起義的長篇曆史小說稿子，很吃力，寫完退稿信，疲勞尚未消失。可是打開《李自成》第一卷稿子一看，迥然不同，真可謂‘別開生麵’，它那宏偉磅礴的氣勢，絢麗多彩的畫麵，濃鬱的曆史時代氣氛，躍然紙上；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引人入勝的生動情節，一下子把我抓住了。當了十幾年文學書稿編輯，我第一次嚐到了藝術欣賞的愉悅，感到滿足，不忍釋手。六天之內，一口氣把40多萬字的稿子讀完。之後，我回頭來再作為編輯，進行思考、分析，作出取舍的判斷。”（《江曉天近作選》第11-12頁）
在與十多年來所審讀過的數十部長篇小說書稿相比較之後，江曉天覺得，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有4個顯著的特色：一是描繪了廣闊的社會生活和時代風貌，而結構又嚴謹、完整；二是對“反麵”人物的描寫沒有簡單化，更沒有漫畫化，而是著力寫出了他們性格的複雜性和豐富性；三是知識性強，諸如官場禮儀、民間習俗、典章製度、天文地理、政治曆史、軍事醫藥等知識，均有機地化入故事情節，生動形象；四是繼承了我國章回、演義小說的傳統，語言精煉，通俗易懂，故事性強，引人入勝。然而，此時他卻突然作起了激烈的思想鬥爭：“《李自成》第一卷稿，從思想內容和藝術質量來看，都是難得的上乘佳作，應該選用出版，否則太可惜了。但是作出這樣的決斷，對我來說是相當困難的。主要是作者和我這個編輯，當時政治上都處在困難境況之下。與姚雪垠同誌匆匆見過一麵，讀過他解放前寫的兩部作品，其他情況不了解。隻知道他1957年被劃為‘右派’，而且毛主席在一次內部講話中點了他的名。聽說剛剛摘掉‘帽子’。我則因一封短短的家信，招致大難。《李自成》寫的是農民造反，我又是在農民問題上‘犯了錯誤’；書稿出了問題，編輯總是被捆在一起的，這使我內心不得不有顧忌！新派來的文學編輯室負責人又下去搞社教了，社領導是不看小說稿的，弄不好，罪責又要落到我頭上。好在不是馬上出書，我壯壯膽量，給姚雪垠同誌寫了封信，大意是說，稿已看過，基礎很好，擬采用，但要修改。老姚很快回信說，湖北省文聯二月底至三月初開會，務望在這期間派人去談意見。去人，隻有我。就我目前的情況，合適嗎？”（《江曉天近作選》第15-16頁）室主任在春節前回來了，看了姚雪垠的信，對江曉天說：“我不看稿子了，你過了春節就去武漢吧！”臨行前，還找他個別談了一次話，告誡他：“不要想你曾幹過什麼。這次出差與過去不同，可能會遇到不愉快的情況，你可要有思準備。”江曉天想，既是組織上派的任務，自己與姚雪垠也並無私交，更無個人目的，就無所畏懼地上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