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與《紅岩》的主要作者羅廣斌一樣，劉流在“文革”中也遭受到了“四人幫”的迫害，坐過“噴氣式飛機”，蹲過“牛棚”，罰過跪……未能等到歡慶“四人幫”的覆滅，便與世長辭了。令黃伊感到驚奇的是，在粉碎“四人幫”後的撥亂反正的年代裏，隻見今天為這個作家平反、明天為那個詩人昭雪，卻久久不見有人出來為劉流說句公道話。在一次軍事題材創作的討論會上，發言者又把劉流忽略了，長達數千言的報告，隻字未提《烈火金鋼》。一部發行250萬冊軍事題材小說，竟從這個專題討論會的眼皮下忽略過去了，他拍案而起，歎道：“清明世界，為何還有不公？”於萬般無奈中，他打聽到劉流有個兩個女兒，叫劉美華和劉麗華，就把她倆請了來，並看到了有關部門為劉流寫的《悼詞》。見《悼詞》寫得四平八穩，隻字未提《烈火金鋼》，他沉默了整整5分鍾，然後問：“我為什麼要找你們姐倆，讀者為什麼記得劉流這個作家，不就是因為他是《烈火金鋼》的作者嗎！否定這本書，避而不談這本書，就等於否定劉流這位作家。他在九泉之之下，安息得了嗎！”（《編輯的故事》第102頁）隨後，他為老朋友做了三件事：撰寫《為〈烈火金鋼〉說幾句公道話》，在《河北文藝》上發表；以責編身份修訂《烈火金鋼》，由中青社重印10萬冊；在保定電視台錄製的介紹晉察冀作家群的特別節目中，主講劉流的創作成就和高尚的人品。這三件事一辦，《烈火金鋼》再度熱銷，不僅由北京電影製片廠搬上了銀幕，而且在中宣部向全國青少年推薦百部愛國主義優秀作品時，也榮登金榜。為此，江曉天在1995年讀了王立道為黃伊立傳的文稿《燭照篇》後，便立即致信王立道，感歎現今“像黃伊這樣具有無私奉獻精神的編輯太少了”，並說，“五六十年代，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一大批優秀文學作品，為我國當代社會主義文學事業的繁榮發展，作出了較突出的貢獻，黃伊所起的作用，是多方麵的，重大的”，正因為他的無私奉獻精神“使許多作家為之感動”，才“把一批有才華有實力的作家團結到中國青年出版社周圍”……（《燭照篇》第2頁）
在我采訪江曉天時，他還特意提到了與他共事十年的老編輯唐微風：“1960年我被整下台，不久他被下放到山西省永濟縣。他自幼患有殘疾，跛一腿，人極聰明，好強、好勝，孤身一人，又不善料理自己的生活，在三年困難時期，被迫離職，回到了上海。1964年，吳小武（蕭也牧）從一位同誌處聽到他的消息，告訴我說，唐微風離職時隻拿了800元，回上海寄居一親戚家，不久，退職費花光了，生活無著，隻好在馬路上為行人擦皮鞋。小武怕我不相信，說是在團中央係統工作過的一位同誌，認識唐，到上海出差，親眼看見的。這位同誌想過去和他打招呼，被淪落如此地步的唐微風發現，提起擦皮鞋的小木箱、小板凳躲開了。說者聽者都感到一陣淒涼、酸楚。之後，又聽說，唐微風已悲慘離開了人間。”江曉天還遺憾地告訴我，前些年他寫了一篇5000字的懷念唐微風的文章，剛寫就，正巧黃伊登門拜望，就給黃伊看了。熱心的黃伊就把稿子拿走，說由他去聯係刊物發表，沒想到不久黃伊就因突發心髒病去世了，那篇懷念唐微風的文章也不知他給了哪家雜誌，下落不明了。而此刻的江曉天己骨瘦如柴，再也無力提筆寫東西了。因此，當江曉天逝世之後，我去看望李茹時，就問那篇懷念唐微風的文章是否找到，李茹說：“去年一位出版界的老朋友來看望曉天，帶來了一本雜誌，《出版史料》2003年第1期，把曉天的文章登出來了。黃伊沒來得及把這本刊物送來，就匆匆走了……”江曉天在這篇題為《不該被遺忘的人》中，深情地寫道：
……1958年初，編輯部收到烏蘭巴幹的長篇小說《草原烽火》修改稿，我看後有一定基礎，但文字加工量很大，考慮作者是少數民族青年，從他在《作品》上發表的《火燒王爺府》這一章來看，經過編輯加工，是可以改好，就決定采用。誰來擔當責任編輯，我想到了唐微風，一是語言文字功底好，又無家室之累，可以全身心投入。找他一說，就非常痛快地答應了。於是，就通知烏蘭巴幹來京，在唐微風住的寬街宿舍小樓上，給作者騰出間空房住下，兩人同住一處便於隨時商量，加快修改、加工的速度。烏蘭巴幹當時是用蒙語構思，漢文寫作，語彙貧乏，常常詞不達意。比如“凝視”，他不知這個詞語，竟用了好幾句、一百多字來表達，別人不琢磨還看不明白，可見加工量之大，難度之大。唐微風從早到晚，和作者麵對麵對話交流，一段一段，一句一句，甚至逐個詞語地耐心領悟其意，然後用簡經常練、生動形象的語言重寫。經過近八個月的奮戰，終於把四十多萬字的原稿，修改成文筆明快流暢的三十多萬字的長篇小說，這樣的編輯加工，恐怕在出版史上是一奇跡！唐微風為此還放下了他與上海少兒社約定的用白話選譯《聊齋誌異》的工作。1959年反右傾運動一來，他剛開始繼續進行的《聊齋誌異》選譯工作，被迫再次停下。接著挨整，下放青年印刷廠車間勞動，1960年又被下放到山西省永濟縣農業局當一名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