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1月2日，毛澤東在胡喬木轉送姚雪垠信的報告上，用粗鉛筆所作的批示是：印發政治局各同誌。我同意他寫李自成小說二卷、三卷至五卷。很多年後，姚雪垠委托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負責人吳建國，終於從中央辦公廳的檔案室查找到了這份批示的原件，當他拿到這權威性的史料影印件後，激動地說：“毛澤東主席適時地指示保護我，特別是要我將《李自成》一書寫完。這在他一生中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在我的一生中卻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也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件大事。”（楊建業《絕處逢生》，《人民日報·海外版》2000年7月12日）
這是姚雪垠的肺腑之言。不過，一個作家寫一本書要得到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同意”，一家出版社的複業要經中央政治局批準，讓如今的年輕一代聽起來，也許會感到荒唐得近似天方夜譚。然而，這確實應該說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一件大事，一個特殊年代出現的一個奇跡。而這一奇跡之所以會誕生，則主要應歸功於江曉天抓住了一個稍縱即逝的時機：
江曉天寫信建議姚雪垠上書毛主席是1975年10月初，姚雪垠在10月19日發出托宋一平轉送給毛主席的信時，鄧小平和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日子已經不好過了，但胡喬木還是將姚的信和有關姚的情況報告一並送給鄧小平，小平同誌也還是轉呈了毛主席，毛主席於11月2日作了批示。如果江曉天不及時向姚雪垠提出上書毛主席的建議，即不在10月初，而是稍有猶豫，致使姚雪垠上書毛主席拖延至11月的話，“四人幫”瘋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把戲就鳴鑼開場，不要說鄧小平，就是胡喬木和他主持工作的國務院政治研究室，想將姚雪垠的信轉呈毛主席也根本不可能了。因此，可以說姚雪垠成功“告禦狀”，恰好搭上了鄧小平複出後大起又大落之時的最後一班車！
從江曉天10月20日晚離開武漢到12月10日，沉浸在幸福和喜悅中的姚雪垠接連給他寫了5封信，報告了兩條好消息：一是湖北開了次老作家座談會，“省裏領導同誌在會上說，老作家的名字多年不見報了，要趕快見報，尤其是《李自成》第二卷要趕快在省市文藝刊物和報紙上發表一部分。”二是“徐遲原由上邊決定退休，現忽然調回省創作室。”顯然，這是毛主席批示姚雪垠的信，在湖北文藝界引起的可喜變化，隨著消息的傳開，在全國文藝界勢必會出現連鎖反應。在此情況下，江曉天並沒有被喜悅衝昏頭腦。他想，這喜中有憂，或可說憂大於喜。這是因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對姚雪垠竟然通過鄧小平告禦狀，顯然是惱恨的，但主席已作出批示，他們就不便公然對抗，然而尋找時機找岔子、抓辮子，則是他們的拿手好戲，不可不防。他把他的這喜中之憂，及時寫信告訴了姚雪垠，勸姚雪垠一定要謹慎、謙遜從事。姚雪垠很理解他的這番苦心，11月7日回信說：“你來信提供的意見很好，說這樣的話才是真正的好同誌、好朋友。”（《江曉天近作選》第54頁）
可是，這樣一個可以生死相托的好同誌、好朋友，在《李自成》第二卷救活了中青社之前，卻已經調到外文局的《中國文學》雜誌社去了。姚雪垠怎能割舍這樣一個合作了10餘年的責任編輯呢？於是，他就在赴京修改定稿之前，致信中青社，要求聘請江曉天參加《李自成》第二卷的編輯工作，直至定稿，並說：“曉天同誌雖然離開中青，但是我們的融洽合作會在毛主席批示後的巨大鼓舞和鞭策下繼續前進，合作得更有活力，也更為密切無間。”（陳浩增主編《雪垠世界》第58頁，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出版）12月20日下午，他抵達北京，江曉天和臧克家、王亞平、方殷等老朋友到火車站迎接。在此之前，中青社不僅為江曉天辦了借調手續，而且還特意安排姚雪垠住進了中青社幸福一村一號樓宿舍333室，與江曉天家住的231室僅一牆之隔。自此，用江曉天的話說，“稿件傳遞、小事商量，站在陽台上招呼一聲就行了。”
《李自成》第二卷的修改定稿工作，進行了一年多時間。在我采訪李茹時，她回憶說：“姚雪垠和他老伴王彩梅住在我家緊隔壁，你來我往，幾乎朝夕相處，親如一家。那時副食供應緊張，買什麼都要憑本、憑券，老姚兩口子的戶籍不在北京，我家的副食本就和他家合著用。因《中國青年報》尚未複刊，我在家的時間較多，經常聽到曉天和老姚討論書稿中的人物、情節。說到激動處，老姚淚流滿麵，曉天也在動情地低頭沉思。他們常常為一個場景的描寫、一個情節的設置，反複進行商討，甚至爭得麵紅耳赤，互不相讓。姚雪垠是文學根底深厚、知識淵博、藝術技巧嫻熟的作家，但同時也很自負、固執。為了在有些問題上能有理、有據地說服他，還著實讓曉天費了不少心思，下了不少功夫。但是，在重大政治原則問題上，他倆的態度始終是保持一致的。‘四人幫’垮台之前，文壇形而上學猖獗，中青社編輯部曾對二卷稿中有關帝王將相、宮廷生活的章節，提出了所謂‘美化皇帝’的批評意見，並致信武漢市委宣傳部，逼迫老姚進行刪改。甚至，還曾提出，要在書中增加李自成‘批孔’的內容。老姚和曉天均不同意。在曉天有力的支持下，老姚給中青社寫了一封長達六七千字的抗議信，表示‘寧肯不出書，也絕不修改’。老姚說，這是他致中青社的‘哀的美敦書’。在當時那種政治高壓的背景下，老姚能有此勇氣，實屬不易。因此，曉天說，他當了多年編輯，和老姚合作共事是他工作中最愉快、最受益的一次。他倆配合默契，相互信任，是真正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