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曉天還沒來得及把他調動的事告訴姚雪垠，就收到姚雪垠10月20日來信，說已找到一位可靠的負責同誌轉送給毛主席的信。關於書的出版問題，姚雪垠解釋道，他原想隻求主席批交國家出版局處理，這樣，國家出版局會找中青社聯係，但這位負責同誌建議他“寫明交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免得在這個關鍵問題上不清楚”，因中青社沒有複業，不能出書。他猶豫數日，再三斟酌，最後是這麼寫的：“請主席將《李自成》的出版問題，批交中央主管部門處理，或直接批交人民文學出版社。”他還再次解釋，“交別家出版，既不是我的心願，也於中青的影響不好。但這事容易處理……”因姚雪垠給主席的信是10日19日發出的，所以他還關照江曉天說，“因目前結果不知，關於我給主席寫信的事，不必對第二人談。將來如蒙主席批示，隻說我是直接由郵局寄給主席一信，不能談另有渠道。”在經曆過多次政治運動之後，江曉天當然清楚他建議姚雪垠上書毛主席的事要絕對保密。他把姚雪垠提及此事的兩封信悄悄收了起來，連李茹都沒有告訴。至於將來書究竟由哪家出的問題，他就更沒有放在心上，因為到11月初，他就辦完調動手續，準備去《中國文學》雜誌社報到了。
從1951年創業起，江曉天到中青社工作已整整25年，創造過讓同行不勝羨慕的輝煌，也經曆了令自己黯然神傷的坎坷，最後被迫調離，臨走之前，到辦公室清理案櫃裏積存的文稿、筆記，想起如煙往事，他真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11月17日上午，他在字紙堆裏發現有部叫《冀魯春秋》的長篇小說稿，見上邊沒有審稿簽，說明收到後還沒有看過，出於職業習慣，就隨手翻看了起來。小說寫的是他熟悉的抗戰題材，生動有趣，一下子就把他吸引住了。這說明，當他果真要離開這個崗位時，還著實是有些不舍。不然，他早就回家了。可就在臨近12點鍾時，電話鈴響了，他去接，原來是文物出版社副總編輯丁盤石打來的，告訴他說：“王冶秋同誌剛才在邀請五省區煤礦掘進隊長座談會上，講到保護文物時說，有位寫曆史小說的老作家給毛主席寫信，主席指示，給他提供方便條件，讓他寫完。看來這位老作家是指姚雪垠。”王冶秋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文革”開始後，“舊文化部”被“砸爛”了，根據周總理的指示，隻留下出版局和文物局繼續工作，並直接隸屬國務院，而不歸後組建的於會泳的文化部控製。文物出版社也是“文革”中少數有幸沒有停業的出版社之一。丁盤石和江曉天相熟，又是近鄰，知道他是《李自成》的責編，所以一聽到這消息，就立即跑出會場給他打來了這個電話。姚雪垠的願望果然實現了，而且這麼神速，真令他興奮不已。放下丁盤石打來的電話，沒有轉身，就撥號碼找長途台，要武漢市委宣傳部的電話號碼，找文藝處長丁力。不到一個小時，電話接通了，他把這天大的好消息告訴了丁力，請丁力馬上派人通知姚雪垠，讓姚雪垠趕快給他回電話。下午3點多鍾，姚雪垠的電話打來了，異常高興，並一再說：“你無論如何到武漢來一趟，許多事等你來之後一起商量！”接完電話，他忽然覺得肚子有些餓，才想起還沒顧得上吃午飯呢！
江曉天走出辦公室，見一位從中青社調到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編輯急急忙忙走進大門，說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來找“革籌組”的領導，心想自己已調出中青社，“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就沒打聽“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什麼，徑直回家了。沒想到晚上就有人到他家來告訴他說，張春橋把毛主席在姚雪垠信上的批示轉給了國家出版局局長石西民，指定《李自成》交給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下午來的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那位編輯，就是來要《李自成》第一卷的樣書和第二卷稿子的。問他怎麼辦？接著，又來了好幾位聞訊而至的中青社老同事，都希望他去武漢一趟。第二天一早，“革籌組”的頭頭，又親自登門，請他去武漢找姚雪垠，把《李自成》第二卷稿子拿回來。許多共事多年的熟人也紛至遝來，向他央求：“快去找姚雪垠，能拿回《李自成》稿子，出版社馬上就能複業，大家也就有個呆處了。這個機會喪失了，複業遙遙無期，我們就可能‘麵向邊疆、麵向基層’，被處理走了……”他們都不知道姚雪垠給毛主席的信是怎麼寫的，隻是相信江曉天能把稿子拿回來。可江曉天心裏想，中青社和人文社作為兄弟出版社，“文革”前17年在長篇小說的出版上激烈競爭，但從沒有發生過爭搶稿子的不愉快事情，如今，自己已調離中青社，就更不能去幹這樣得罪人的事了。何況，人文社是在落實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批示呢？當初，自己之所以建議姚雪垠上書毛主席，完全是為了黨的社會主義文學事業，讓他把《李自成》五卷寫完，留下一部傳世之作。至於由誰家出版，並不要緊，人文社是國家頂級出版社，對於任何一個作家來說，能在人文社出書都是求之不得的好事。當下政治鬥爭風雲莫測，萬一惹出點是非或風波咋辦？到時候，“革籌組”的頭頭們肯定是不會承擔責任的，為了《風雷》一案，早已領教夠了。他思前想後，去與不去，猶豫了一整天，都沒有當眾吐口。吃過晚飯之後，幾位共事多年的老編輯又找上門來，再次說：“老江，你有了去處，不用愁了，可中青社複不了業，我們都是拖兒帶女的，今後怎麼活？”就在他有些動心之時，晚上10點半了，“革籌組”派人把一張第二天去武漢的飛機票送來了，說：“明早7點半，車已派好，來送你去機場。”不容他再說什麼了，他收下機票，一副份外的重擔就這樣落到了他的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