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51年到1966年，在長達15年的時間裏，中青社出版的文學作品有上千部，盡管江曉天擔任責任編輯的長篇小說隻有《李自成》和《風雷》兩部，但他曾擔任文學編輯室主任11年之久，絕大部分重點作品都是經他參與組織、審讀和拍板簽發的，而到了“文革”風暴一起，包括後來被稱作為“紅色經典”的《紅日》、《紅旗譜》、《紅岩》在內，幾乎所有的優秀作品都橫遭厄運，成了大毒草。若這些賬真要算到他頭上來的話，他怎麼能承受得起呢？
說起來還真有些不可思議，“文革”是從批判吳晗的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開始的，而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是請吳晗指點過並得到了他的高度評價，卻為何在“文革”肆虐時仿佛進了紅色保險箱，幸避於難呢？關於這一點，在十年浩劫中，連姚雪垠自己也一直被蒙在鼓裏，直到“四人幫”粉碎後，姚雪垠致信複出後的原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詢問，才從王任重1978年4月21日的複信中得知，原來是親自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毛澤東保護了他。王任重在信中寫道：
關於主席對你的保護，我記得經過是這樣：1966年8月中旬的一個下午，毛主席主持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我們中央文革小組的人都列席參加。主席對我說，你告訴武漢市委，對姚雪垠要予以保護，他寫的《李自成》寫得不錯，讓他繼續寫下去。當天晚上，在文革辦公會上，戚本禹說：你不要聽他的（指主席）！姚寫李自成，第一部還可以，但寫到“闖王進京”時，一定是反動的。你看戚本禹多麼主觀和狂妄，他竟敢公開反對毛主席的指示。我當然不會聽他的。第二天就打電話給宋侃夫同誌，如實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
宋侃夫是當時的武漢市委第一書記。在宋侃夫未接到王任重傳達的毛主席指示前，姚雪垠已被當作為“老右派”和“牛鬼蛇神”揪了出來，武漢地區的造反派、紅衛兵，還把《李自成》理所當然地列入了他們編印出版的《毒草一百種》中，排列在第53位，還找上門來，逼著姚雪垠簽名，非要他承認《李自成》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不可。這也就是說，姚雪垠隻在“文革”初期受了一點驚嚇，由於武漢市委及時向進駐市文化係統的工作隊下達了特別指示，姚雪垠不僅躲過了遭造反派、紅衛兵野蠻揪鬥的一場皮肉之苦，而且，《李自成》第二卷的原稿及大量藏書、兩萬多張資料卡，都免遭查抄，得以完好無損地保存了下來。這在那“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瘋狂年代，不能不說是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奇跡！
正因為毛主席支持姚雪垠“繼續寫下去”，江曉天作為《李自成》第一卷的責任編輯，才在中斷了7年聯係之後，得以有與姚雪垠再次會麵和繼續合作的機會。
江曉天再次到武漢找姚雪垠是1973年5月。他在《雖有禦批還遭磨難》一文中，是這樣記述出這趟差的背景的：
1972年12月26日傍晚，我正在“五七”幹校的牛棚裏抱草喂牛，連裏幹部來通知說：“要你回北京去參加出版社複業準備工作，抓幾部長篇小說稿子，馬上收拾行李，盡快動身。”從1969年4月17日下放幹校勞動改造以來，與爛泥、糞水、蒼蠅、蚊子打了三年零八個月的交道，自然願意離開。回到北京，遠在海南、漢中當兵的女兒、兒子探親也好有個去處，離散了四年的一家人，團聚有期，但是，也感到迷茫、惶恐；兩年前就分批調一些人回去籌備中國青年出版社的複業了，現在又突然要我這個被認為“一貫右傾”、“修正主義文藝思想嚴重”的人回去，大概是作為一個編輯生產的“勞動力”，有用得著之處。但不會長期用，而且風險大，因為長篇小說的作者大多是“文革”前的老作家，出了什麼事，或要抓“階級鬥爭新動向”，我又要首當其衝成為目標，“罪責難道”。為長篇小說《風雷》一案，我已領教了。我就是懷著這種複雜的矛盾心情，於1973年1月4日早晨回到了北京。
關於毛主席曾看過《李自成》第一卷，給予肯定，軍代表、革委會的人們都知道，看來也相信有其事，不然，1967年不會因我交出了老姚的來信，就不再為這本書批鬥我了。我考慮了很久，左右權衡，還是先抓這部稿子風險小些，於是提出到武漢去一趟，經社革委領導小組批準，五月初動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