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曉天近作選》第27-28頁）
江曉天這次出差，因所持的介紹信上蓋的是中國青年出版社的老印章，而不是當時順應繃緊階級鬥爭之弦的革委會印章，所以連走了兩家招待所，都碰了壁，無奈之下，隻得到火車站對麵的一家騾馬大店過夜，8個人一屋，連過道也住了人，通宵電燈不滅，旅客川流不息，根本無法休息。直到第3天，見到姚雪垠之後，姚告訴他去找他認識的市委宣傳部文藝處處長丁力，才在丁力的幫助下，住進了長江邊上的一個小招待所，得以靜下心來，就《李自成》的修改和第二卷的寫作，作了4個半天的長談。最後商定：一卷先不改，集中力量把二卷搞完，還是采取當年搞一卷時的辦法，流水作業，即姚雪垠整理抄寫出若幹章節就寄給他……
出第一卷前，姚雪垠是通過江曉天請了吳晗、李文致、阿英三位專家當外審，而搞這第二卷，則是姚雪垠自己寫信請了他的兩位老朋友葉聖陶和茅盾來審稿。他在給江曉天的一封信中說：“茅公對我的工作熱情支持，意頗深厚。他已進入79歲高齡，身體不十分好，我希望抓緊機會，向他請教。如今老一代中像他那樣創作經驗豐富而又習慣於分析作品、懂得小說藝術的人，已經不多了。而我也是60多歲的人，精力逐年衰退，能夠將重要稿子向他請教的機會也很少了。他現在願意看看第二卷稿子，在藝術上和人物處理上提出意見，其對我的工作關懷和殷殷情誼，頗為感人。你接到我這封信後，請將二卷稿子送到他那裏。”（《江曉天近作選》第39-40頁）茅盾和葉聖陶均為受毛主席和周總理保護而在“文革”中免遭衝擊的文壇泰鬥，有他倆來審稿，江曉天不僅心裏踏實多了，而且也給他提供了一難得的學習機會。何況葉聖陶的長子葉至善與江曉天是同事，在“五七”幹校曾同住草屋，一起當了兩年“牛倌”，江曉天就常登門去向葉老求教，和葉至善聊天。葉老先看完《李自成》第一卷，約江曉天去談了半天，評價很好，也提出修改意見，包括語法修辭，江曉天都一一隨手記下，整理好了寄給姚雪垠。第二卷，也是由江曉天分批送葉老的，由姚雪垠直接與葉老通信，交換意見。這兩年多的時間裏，江曉天不隻從茅公和葉老給姚雪垠的信（抄件）中得益匪淺，而且，為了消化二老的意見，進而與姚雪垠深入探討修改方案，促進他又讀了一批明清史料及筆記之類的雜書，大大地增加了自己的知識積累。這對於一個文學編輯來說，也算是不幸年代中一件意想不到的幸事了。
在等待複業的日子裏，江曉天除做《李自成》第二卷的編輯工作外，還在1974年奉命查書，按出版局通知的規定，對中青社“文革”前出版的書分三類（修改後可再版、售完為止、銷毀）處理，逐本上報。這就意味著，要他對上千種書在政治上定性。他哪敢擔這麼大的責任？借故拖了半年，結果挨了一頓批。但後來他覺得這頓批挨得很值當，因正在他為此挨批之時，出版局下了一個補充通知，增加了一類：暫不處理。看罷補充通知，他就拿過中青社的圖書目錄，僅用兩天的時間，就把處理意見填報完畢。“文革”前17年出版的長篇小說，除陳登科的《風雷》已被人民日報點名批判，無法公開對抗外，《紅日》、《紅旗譜》、《紅岩》、《創業史》、《草原烽火》、《烈火金鋼》、《太陽從東方升起》、《李自成》第一卷等，雖“文革”開始以來都遭過批判，但他都通統列入了“暫不處理”。令江曉天沒有想到的是，查書工作做完後不久，中青社新成立的“三結合”臨時領導小組，又下令各編輯室對所有約稿、存稿，一律采取退還作者和轉讓給別的出版社的辦法，盡快處理。文學編輯室的約稿、存稿，就交由江曉天來負責處理。臨時領導小組為什麼要作這出這一決定，並沒有當眾說明，但江曉天明白，他們顯然是認為“文革”前在“修正主義路線”下約的稿子，複業以後不可能再用了。但除了有一位作家自己主動來把一部稿子要走而外，所有長篇小說約稿，江曉天都沒有退轉讓。因為他考慮到，若按照臨時領導小組的方針辦，首當其衝的是退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卷。他不忍心給姚雪垠潑冷水，所以也就沒有把社裏的這個不妙的信息透露給姚雪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