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處理約稿、存稿的同時，社臨時領導小組還按照出版局的統一布置“學上海”，即所謂學習上海經驗，由編輯部先定選題，按照上邊的意圖下去搜集材料，請工農兵來參加編寫書稿。這是“文革”中產生的一種荒唐寫作模式，江曉天一聽就厭惡，當然不願跟著去幹，說：“我還沒有學會這種搞書稿‘炮製工廠’的本事。”為此，他又挨了批，上綱為“這是路線問題，態度問題”。他想，社臨時領導小組要“學上海”、“出新書”，就必然要“用新人”，像他這樣不聽話的“有路線問題，態度問題”的老編輯，頭上又有辮子可抓，隻有靠邊站或走人。而且早就放出風來了，複業之前，要處理走一批人。他倒並不怕被處理走，而是想要走，留下非挨整不可。他想到，中青社臨時領導小組是在團“十大”籌備組負責人謝靜宜管轄之下，萬一一本書稿出點什麼問題，再來一次“新賬老賬一起算”，其後果就不堪想。女兒靳虹已因受《風雷》案的株連而付出了生命的代價，自己留在中青社的話，恐不會有什麼好果子吃。於是，在1975年六七月間，他就去找《北京周報》的老朋友徐克商量，說：“從當前形勢看，我再在中青呆下去，不用多久就會再次挨整，得趕快找個去處。”徐克讚同他的想法，並告訴他說：“何路主持的《中國文學》雜誌需要有經驗的老編輯，你不妨找她談談。”他雖與何路不熟，對她還是有所了解的，就由徐克引見，去何路家拜訪，把他在中青社的困難處境說了。何路對他在中青社的業績早有所聞，也很同情他的不幸遭遇，說：“你就到《中國文學》來吧，外文局上邊屬耿飆同誌管，倒是個‘避風港’，就這麼說定了。”可是，就在他準備調離中青社時，收到了姚雪垠8月12日的來信。姚雪垠在信中問：“中青複業有何新消息？按目前形勢，特別是毛主席對電影《創業》的批示之後，出版事業會逐漸活躍起來，半年內可能有新的發展。形勢看來對中青是有利的。倘有新的消息，請即來信告我。”這是姚雪垠在與他兩年來的書信往返中，第一次流露出對中青社複業的急切心情，“《李》的工程浩大，而我已是老年，倘若得不到領導的理解，給予支持，這工作很難順利進行。當然，倘若中青能夠複業，出版有指望，許多話就好說了。”
《李自成》第二卷的出版怎樣才能有指望呢？江曉天收到姚雪垠的信後，反反複複考慮了一多個月，因為這正是中南海紅牆內鬥爭空前激烈的時候。除了毛主席對《創業》作出批示之外，9月下旬，他還聽說，毛主席7月在和韋國清的一次談話中，批評於會泳的文化部是“大行幫”，對“8億人民8個樣板戲”，“缺少詩歌、缺少小說、缺少散文、缺少文藝評論”的局麵很不滿。說“百花齊放都沒有了”，“黨的文藝政策應調整一下”。聽了此消息，他興奮之餘，開了一條新思路，立刻提筆給姚雪垠寫信：“最近有個想法，供你參考：可以給主席寫封信，報告《李》稿的寫作情況和你的願望。所傳主席對一卷說的話，雖尚待了解確切，但看來是有這回事，說明偉大領袖對《李自成》一書是關心的。你已近高齡了，雖然健康狀況較好，但要完成五卷，還是抓緊時間為好……”信中，他還向姚雪垠透露了自己打算調離中青社的想法。10月6日，姚雪垠收到他的這封信，一夜無眠：給毛主席的信一旦寫出去，能到他老人家手裏，問題就可能獲得徹底解決；萬一落到江青、姚文元手裏，那可就是滅頂之災……7日淩晨，姚雪垠複信給江曉天說：“你建議寫那封信，很重要，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將慎重考慮如何措詞，如何能確實送到他老人家麵前，不宜匆忙從事，亦不可使外人知道。”姚雪垠還寫道：“將來萬一中青不能複業，《李》轉移到別處出版，問題不會太大，但今天暫不考慮，明年春天決定。希望你不要泄氣。許多老作家信任你，這是你的成功，應引為欣慰。出版界中，有這樣情況的並無多人。”然而，就在他收到姚雪垠的這封信時，經何路大姐的力爭，外文局的調令已經送達中國青年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