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是16開四版小報，頭版下橫欄大字標題《請看黑〈風雷〉炮製出籠經過》，列了兩條黑線：一條是劉少奇--李葆華--陳登科，另一條是文藝黑線的陳登科--江曉天--邵荃麟--周揚。我是上聯下掛的人物，劉少奇秘書×××（未點姚力文的名），是兩條黑線的聯結點。外加一個“三家村”的鄧拓（因他給《風雷》寫了書名）。另一本雜誌型的小報，名字也叫《風雷》，內容差不多，稍有不同，沒有點我的名字，隻寫了“江××”。還說我曾因反對“三麵紅旗”受處分，心懷不滿，所以與陳登科一拍即合雲雲，從小報到《人民日報》的批判文章，我感到非要把我打成反革命分子不可了。1960年批判我的時候，那位刀筆吏就給我戴上“漏網右派”、“漏網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再來上一頂“反革命”帽子，全了。安徽人有句俗話，“債多了不愁，虱子多了不癢”，這時，我倒更加坦然平靜了。（《江曉天近作選》第84-85頁）
江曉天因《風雷》而挨批鬥，最早的一次是在1967年6月。那天中午，文學編輯室戰鬥隊的一員女將，出辦公室去接待安徽的兩個造反派之後，既興奮又緊張地跑回來拉了幾個群眾在走廊裏嘰咕了一陣，就命令他吃完飯立即回來。下午一點半，他準時回到辦公室，見3間通屋裏坐滿了人，隻有兩個生麵孔。沒等他坐下，口號聲就震耳欲聾地響起來了，接著是念毛主席語錄：“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就在這次批鬥會上，安徽來的一個黑臉造反派，拋出了一顆想要打倒他的“重磅炸彈”當眾念了一個熟人寫的揭發材料，說“陳登科與江曉天無話不談，1963年國慶節江曉天請陳登科吃飯時，曾談過江曉天1960年受批判處理的事”……於是，全場就高呼口號，要他老實交待：“陳登科是怎樣要為你翻案，你又是怎樣為陳登科炮製毒草的？”因那個寫揭發材料的熟人，確實是江曉天請陳登科吃飯時的陪客，所以江曉天隻得如實交代：“陳登科是同我說起過這件事。1962年張羽到合肥時，他就要張羽帶話，建議我調回家鄉工作，說安徽的蓋子揭開了，我的問題容易解決，但我謝絕了。當時，我就當著新來的室主任的麵對張羽說：‘我不回去，我從參加革命起就是屬於黨的，怎麼處理我是組織上考慮的事。我隻認真反省，總結教訓，加倍努力工作。1962年團中央黨委派人找我談話時，我也是這麼說的，隻要求組織上把事實核查準確。我沒有翻案的言論，更無行動，許多人都還在，可以證明。”
據李茹介紹，江曉天1960年挨處分之後，團中央書記兼組織部長羅毅調任華東局組織部長，了解到安徽當年餓死人的情況遠比江曉天給他二弟的信嚴重，就覺得團中央處分江曉天錯了。但是，團中央並沒有按羅毅的意見為江曉天平反，隻是在撤銷他留黨察看兩年處分後，於1963年又給他一個文學編輯室副主任的名義。這中間，或許是中青社有人從中作梗。
1967年11月1日，中央文革領導小組全體成員在人民大會堂安徽廳接見安徽兩大派群眾代表時，江青突然宣布陳登科是“國民黨特務”，致使《風雷》一案驟然升級。1968年春，安徽省文聯的“革命群眾”組織派出4人住進中青社，調查“《風雷》反革命案件”，審閱原稿及文書檔案，並先後找江曉天談了兩次話，著重對他說了一個編造出來的可怕背景：1962年七千人大會時，劉少奇不聽毛澤東的，親自到安徽組去點火，煽動省、地、縣幹部揭安徽的蓋子（即大刮五風的嚴重後果），硬要摸省委第一書記的“老虎屁股”。省委第一書記千方百計捂住蓋子，致使幾百乃老百姓對出生命，成千上萬人受到殘酷迫害。劉少奇指示新上任的省委第一書記李葆華把這血的教訓立個碑記下，李葆華就授意陳登科寫了《風雷》……江曉天當然不信這荒誕的故事，但也不便說什麼，隻能報以沉默。幸好這4人之中，有一位他是認識的。在又一次讓他交代《風雷》的編審出版經過時，他趁機點了這位老熟人一句：“記得《風雷》定稿那次修改，你好像也來京和陳登科一起在炒豆胡同住過幾天，他愛人梁壽淦還賣了件呢大衣送給你……”此人忙站起來說：“我們剛才說的《風雷》的政治背景，你我當時都是不了解的。”談完話出來，江曉天去上廁所，碰見那4人中的一位老鄉，聽口音是皖西北阜陽一帶的人，見廁所沒有別人在場，悄悄對說：“你要警惕，出版社有些人要搞你。”他不知這位好心人的姓名，從此也再無緣見麵，但後來當他被關進“小黑屋”時，想起這位老鄉的提醒，心裏依然存滿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