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曉天在“小黑屋”關押了9天。9天中，他被提審過兩次。第一次提審他的是中央辦公廳的兩個專案人員，問姚力文和中辦農村組的3個幹部都不是搞文藝的，為什麼對《風雷》那麼熱心？他如實回答：“本來是想通過姚力文請胡喬木看的，他們幾位雖不搞文藝，但是熟悉黨的農村政策，能在政治上、政策上幫著把把關。小說藝術上的問題，編輯部可以把握，政策上我不熟悉，所以，他們願意看，我求之不得。是我拉他們看的，責任在我，不能怪罪他們。”第二次提審他是在被關的第8天，來自安徽的3人中有位50來歲的軍人，趁另兩個年輕人上廁所的間隙，和他聊了幾句，得知其原先也是新四軍，解放戰爭初期北撤到山東的。等兩個年輕人回來後，就問他：“陳登科對不少人說過，他在小說中引用毛主席的話是撒芝麻油，調味，添點香氣，你聽說過沒有？”他回答：“陳登科說話太隨便，好開玩笑。不過，我沒聽他說過這話。”軍人拿起軍用挎包，取出《尋父記》鉛印稿和幾頁江曉天動筆改過的《風雷》頭一次發排稿，對他說：“看看吧，你幫了陳登科的大忙！”他一眼就看出來了，那一頁是從《尋父記》剪貼下來的，他用紅筆把《蘇三起解》的前三句唱詞“洪潼縣裏沒好人……”勾了，換上了《東方紅》的前三句歌詞。他解釋說：“是我順手改的。陳登科的小兒子，當時隻有五六歲，愛唱京劇，陳登科帶他來京時，我就多次聽他哼過《蘇三起解》，陳登科就順手寫進去了。我隻覺得生活中小孩子唱京戲的極少見，而《東方紅》則是婦孺皆知，沒人不會唱，就這麼改了。”軍人說：“這是陳登科的賬。”興許就是這位不相識的新四軍老戰友幫了忙，第10天下午就把他放回家了。
解除隔離查，就意味著經過查閱《風雷》的書稿檔案和編審情況的調查，“利用小說反黨”的賬，無法算到江曉天的頭上。但是，江曉天萬萬沒有想到，安徽來的外調人員放過了他，中青社的一些掌權人物，卻一直揪住他不放。尤其是在他兒子、女兒的參軍問題上，大做文章。
李茹告訴我，她兒子江淮是1969年2月參的軍，當時到燈市口中學招兵的一位排長，去中國青年出版社調查過兩次，中青社接待人員說江曉天是《風雷》反革命大案的關健性人物，堅決不同意江淮參軍。但那位排長認為江曉天從小參加革命，不可能一下子變成“反革命”，便自作主張，果斷地把江淮招走了。但是到了她女兒靳虹參軍時，就連連碰壁。1969年4月17日，她和江曉天下放到河南璜川縣黃湖農場的團中央“五七”幹校勞動，家裏就留下靳虹一人，這孩子天生麗質，又自小要強，不僅能歌善舞，筆下也頗有文采，先後報考海政文工團和空政文工團，都覺得她才藝出眾，準備錄取。但每到“政審”這一關，都因中青社留守處堅決不同意而通不過，隻得告吹。1971年初，立誌當文藝兵的靳虹，又報考南海艦隊文工團。南海艦隊文工團在對她政審時，幾次找中青社留守處，均以江曉天與《風雷》反革命大案有牽連而不同意靳虹入伍。南海艦隊文工團的一位副政委不相信新四軍出身的江曉天是“反革命”，就親自在春節過後冒著嚴寒到李茹所在的團中央“五七”幹校四連（即中國青年報社）外調。李茹帶著這位副政委去找到校部軍代表，問江曉天究竟有什麼問題？軍代表回答說：“《風雷》的問題已基本弄清，江曉天和陳登科等人是工作關係。”這樣，南海艦隊文工團終於招收了靳虹。李茹說，幸好南海艦隊文工團的副政委當時沒先去七連，因為在不久之前的整黨會議上，當初下令把《風雷》當重點創作來抓的社長和一再說服曉天當《風雷》責任編輯的室主任，都指責曉天：“你和陳登科究竟搞了些什麼名堂，你自己清楚……”曉天聽到這些栽贓的話像吃了綠頭蒼蠅一樣直惡心，可這二位卻憑著在運動中如此積極的表現，結合進了領導班子，搖身成為七連連長和七連二排的排長。所以，假如南海艦隊文工團的副政委先去了七連，靳虹的政審落在這二位連、排領導手裏，肯定又通不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