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國當前文學轉型已是不爭的事實。這一轉型已經和正在深刻地影響著中國文學的未來發展方向。一種適應市場經濟時代的、多元並存的新的文學格局正在構建過程中。盡管它現在仍以不確定的動態麵目呈現著，但是我們仍然有可能對這轉型期文學的若幹重要特征及其成因加以梳理和探究，這將具有重大意義。
時值今日，我們已經從絕大多數文化產品、文學作品以不同於往昔的姿態進入市場，其商品屬性日趨明顯，而日漸深入地感受到，市場經濟和它帶給當代生活的深刻變化，怎樣像一隻看不見的手，極大地影響著文學的命運和前景。同樣，在過去漫長的歲月裏，計劃經濟也給予了當代文學深刻的影響和製約。文學形成了與計劃經濟模式相適應的獨特景觀，簡言之，即以排除和取消文學市場為前提，用行政手段加以領導和控製，造成高度集中統一的文學樣態為其基本特征。這種文學生產模式在一定曆史階段上得以形成並高度發達，確有其現實合理性與曆史功績。但是隨著社會生活和文學自身的發展，其合理性已經逐步喪失，越來越與我國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和公眾的文學需求不相適應。這具體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麵：
首先，文學作為一種生產，是社會性的，無論在任何情況下，它都不可能僅僅是一種純粹的自發性行為，而總是要受到某種東西的支配和調節。在排除文學市場的情況下，價值規律不起任何作用，那麼支配和調節文學生產的這隻看不見的手是什麼？隻能是行政，用行政力量和行政手段來加以幹預和控製。
因此，國家建立了單一渠道的、從上到下層層管理的文學體製。形成了使文學機構如作協、文聯成為國家行政機關的組成部分這種行政領導網絡，作家及文學機構工作人員全部都是國家幹部。這本質上是一種官辦文學。文學生產按照行政領導部門的指令性或是指導性計劃進行，下達這些計劃的職能部門主要是各級黨委宣傳部、文聯和作協。在文學的思想政治傾向、創作方法、文學題材、美學趣味與藝術風格等方麵，都由文學主管部門作了許多具體規定。而對於黨在各個曆史時期的路線、方針、政策，也要求文學予以主動積極的配合和宣傳。這種文學生產模式具有強烈的計劃經濟特征，甚至可以說是計劃經濟模式在文學上的投射和反映。同時，它又和我國古典文學中曆來倡導和實行的“文以載道”、“文以明道”的傳統相吻合，帶有某種程度上的曆史繼承性、銜接性和滲透性的特點，因而易於為我們所接受。
在一定曆史時期內，這種文學生產模式具有明顯的優越性。文學可以借此擺脫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難以克服的商業性因素，排除文學中的拜金主義銅臭味。作家也不必為生計發愁和奔波，這可以保證他們集中精力、全身心地投入創作。這還有利於增強和保持文學的宣傳鼓動性，事實上，這一以緊貼現實政治功利原則為核心的宣傳鼓動性也的確曾經使文學發揮了極大作用，調動了人們打碎舊世界、建設新世界的巨大能量。從文學創作自身所取得的實績來看，無論是我國還是前蘇聯，在這種文學體製下都曾產生過不少優秀之作，這一點尤以前蘇聯為甚，其中一些優秀之作穿越東西文化差異的厚厚帷幔和意識形態的森嚴藩籬，成為為全世界共同接受與欣賞而永垂青史的不朽之作。
從某種意義上講，長處同時也就意味著局限。這種文學體製在展示出其優越性的同時，其弊端也日漸呈現出來。它缺乏一種對作家應有的和行之有效的鞭策、激勵和競爭機製，不利於優秀的和卓有才華的作家脫穎而出。同時，這種由主管機關下達指令性或指導性計劃的寫作方式與文學創作的個性化特征相衝突，不利於作家個人獨創性風格的發揮，壓抑了作家的個性和創造性。用行政手段“培養工農作家”等做法違背藝術自身規律，也對文學創作產生了消極影響。這種體製還容易滋生官本位意識，行政命令的粗暴幹預屢屢受到批評與抨擊，卻又總是屢禁不止，個中原因很多，但就其根本原因而言，恐怕還是在於這種文學體製本身，換言之，即這種文學體製使它難以從根本上避免這類現象的產生。
第二，在當時“政治至上論”的影響下，整個社會生活彌漫在一種泛政治化的文化氛圍之中，政治性被確定為文藝的本質，為政治服務是文藝的天職，政治觀念成為文藝的最高指導思想，文藝成為政策的注解、政治觀念的傳聲筒。這樣，整個文學生產從某種既定的政治原則出發加以統一規劃部署，使整個文學領域呈現出一種單一的、甚至可以說是單調的高度集中統一的一元化特征。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被視為一種最好的創作方法與原則；由文學主管部門即官方加以大力闡釋、倡導和推行，一些題材被認為富有教育意義而獲得了不盡適當的政治褒揚與表彰，沿著這一方向進行寫作的作品便大量湧現並高度快速地繁榮起來。這些作品大多具有強烈的紀實型風格，帶有濃重的英雄主義色彩，道德化傾向和政治意味顯著，賦予以現實政治功利性為核心的宣傳鼓動性和教育意義。應當承認，其中也產生過一些優秀之作。在當時文化娛樂生活相對貧乏的特定背景下，這些作品所產生的轟動效應與迷人魅力，是我們當今多元化文學生活中的作品所難以望其項背的。
今天，當我們回過頭來重新回顧這段文學史實的時候，可以比較清楚地看到事情的另一麵。這種文學景觀的色調也確乎太單一了，文學在走向高度集中統一的同時，也喪失了其豐富性、多樣性與多元性。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被視為最先進的創作方法、幫助人民群眾認識現實的最好形式而受到大力倡導和推行，凸現文學在寫實方向上的紀實型風格的同時，非寫實方向上的、具有強烈假定性風格的文學則受到壓抑和排斥而處於明顯的不發達狀態。在強調和突出以政治倫理為內核的認識教育功能的同時，文學的文化創造與傳播、情感本能的釋放與宣泄等方麵的功能，則被忽視、否定和排除了，使文學長期趨於單一滯重的紀實型風格，而那些輕快的娛樂、消遣性文學還有一些被認為是“不重要”、“缺乏教育意義”的題材則受到粗暴的排斥和否定。這種高度集中統一的文學模式也阻礙和束縛了作家們精神個體性的創造性發揮，不利於文學的發展。作為一個時代的文學創作，這些作品謹慎拘束有餘，大膽的想象、充分的假定與虛構不足，文學的風格類型單一，作家們主體意識薄弱，藝術個性不發達，矯飾現實的虛假傾向嚴重，文學的自由精神、個性品格、審美意蘊、藝術形式受到損害，盡管其中也產生過一些優秀之作，但是從總體上說，那個時代的文學創作水準並不高，甚至可以認為，這是一個相對貧困的文學時代。正如在經濟領域一樣，這種高度集中統一而造成的單一文學態勢，如果說在特定的曆史時期如戰爭時期尚可，那麼在以後和平建設的年代裏，它已經無法滿足公眾多方麵的、多層次的文學需要，它和公眾日漸增長的文學需要的矛盾日趨突出。
第三，在這種文學生產模式下，整個社會處於一種特殊的、不盡正常的文學心態之中。整個社會的文學生活包括從批評家到作家、作家到讀者之間的文學運動，處於一種非民主化的狀態之中。因為即使是高度統一集中的文學生產模式，也不可能事無巨細均由行政主管部門來加以決定。而我國文學與前蘇聯文學的一個不同之處就在於，文學生產的統一規劃與部署並不總是以行政決議的方式來下達，而往往是由領導人的講話及文學理論與批評的闡釋與弘揚來決定。在這種情況下，文學理論與批評特別是文學批評，更多地帶有非個人化和非純文學的色彩，而是往往在某種程度上代表、象征和傳達了某種行政力量，帶有某種官方和半官方意味，成為王蒙所稱的“領導型的文學評論”。這就是為什麼在那個曆史年代裏，文學批評的聲音通常是毋庸置疑、無可辯駁的，甚至帶有某種嚴厲的判官意味。作家一般對此隻能聽命，而很難或不能申辯與反駁。文學批評攙雜了更多的非文學色彩，實際上往往成了文學生產的指示器和紅綠燈。同時，由於缺乏文學市場和行之有效的反饋途徑與手段，讀者對文學作品的反應與評價，讀者真正的文學趣味、愛好與需求對作家所起的作用甚微，作家在從事寫作時考慮和顧及的主要還不是這些，更多的還是政治上的調子與方向。讀者對作家、或者說文學消費對文學生產幾乎起不到任何真正實質性的調節與支配作用。這和馬克思所設想的文學生產、自由的精神生產相去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