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凸現文學以現實政治功利性為核心的教化功能，文學的社會作用往往得到不盡適當的誇大乃至於虛構。文學成為公眾的導師，被要求提供一係列英雄模範人物，以使公眾仿效和得到鼓舞，並和培養革命“新人”的遠大目標聯係起來，處於某種虛幻的聖殿和社會中心地位。認為一兩本好書足以“哺育一代人”、一本壞書足以“打倒一批人”（同時強調“一顆子彈隻能打倒一個人”以增強此論的說服力）的唯意誌論盛行一時，文學一度被視為“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尖銳激烈爭奪與鬥爭的“陣地”、“前哨”或“堡壘”，而一些人也以成為“在文藝陣地上衝鋒陷陣的戰士”為榮。在這種時代氛圍之中，社會文學心態逐漸被扭曲。讀小說、看電影有時也成為用行政手段加以倡導和組織的政治行為。一本好書、一台好戲、一部好電影的出版或上演，人們奔走相告、街談巷議乃至萬人空巷，一時成為人們關注的中心和焦點。而一本書、一出戲、一部電影出了問題，其引起社會高度警覺與重視的程度同樣令人為之咋舌，可以說是婦孺皆知、童稚能道，甚至可以達到“全民共討之”、“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的地步。這裏我們不難感受到，我國古典文論中從曹丕視文章為“經國之大業”到梁啟超“小說萬能論”這種誇大文學社會功能的傳統，在我國當代這種特定文學生產模式中的延續和極端的強化和扭曲。在這種情況下，文學看似繁榮，實際上是一種畸形的繁榮。文學的地位看似極高，其實這種文學心態並不正常。而毋寧說更多的是一種非文學心態，它其實並不利於文學的繁榮和發展。
近10多年來，隨著我們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曆史性轉變和社會文化的深刻轉型，文學已經和正在發生著巨大的變革。這是中國當代文學自身內在的矛盾運動在當前條件下的延續、轉換和進一步的邏輯發展，並呈現出一係列新的重要特征。這些特征預示著文學未來的選擇和走向，因而值得引起特別的注意。它們主要表現在：
第一，行政手段仍然不時地介入文學生產過程中，在一定範圍和程度內仍然起著某種調控作用，但是從根本上講，支配和調節文學生產的杠杆已經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讓位於文學市場的價值規律。文學機構作為統一的國家行政管理網絡仍然存在，但它已經不再像過去那樣頻繁地下達文學生產的統一規劃與部署，也不再要求作家配合某些過於具體的一時一地的政治氣候與形勢，文學的意識形態色彩已經淡化，對創作的具體規定也減少了許多，轉而更多地鼓勵作家們自由地寫作，文學正在從帶有鮮明計劃經濟色彩的生產模式向與市場經濟相吻合的生產模式轉移和過渡。平心而論，就文學本身而言，轉向市場化並非理想的選擇。但文學隻能從既存現實出發尋求發展，就這一點而言，沒有比文學市場化更好的選擇了。當我們回顧對照過去那種文學生產模式下當代文學所經曆的沉重而曲折的曆程的時候，新的文學生產模式的優越之處就更為顯豁。
時下對文學的批評多了起來，這主要是針對文學轉向市場化以後所產生的一些弊端。誰也無法否認這樣的事實：離開文學“下海”的作家漸趨增多，即使留在文學界內的一些作家也沒有多少心思從事文學寫作，而更關心的是如何用手中這枝筆去獲取更大的經濟效益，文學中庸俗市儈主義抬頭，拜金主義之風日熾。一些作家片麵迎合公眾，粗製濫造，文學中露骨的性描寫等商業化因素日趨泛濫。文學批評在名利的誘惑麵前“缺席”、發不出自己真正聲音的情況時有發生，甚至有的批評家工作中收取“紅包”的現象也被披諸報端。精英文學由於缺乏足夠的資金扶持而步履維艱，而商業性文學盡管品位不高，卻因迎合了大眾的需求而獲得了飛速的長足發展。
這些情況因眾所周知而無須贅述。這裏要指出的是，這些弊端決非始於今日，其中許多現象在當年文學市場根本不存在的情況下同樣有之，隻不過是以另一種方式出現而已。我們都還記得，那時身在文學界卻無心於文而有心於做官者有之，不迎合公眾趣味卻迎合一時一地的政治氣候而粗製濫造者亦有之，文學中雖無商業性因素但圖解政治的拙劣之作也曾泛濫一時，文學批評在某些特殊的甚至扭曲的政治氣候下“缺席”，甚至是身不由己、言不由衷乃至揮舞大棍的情況也屢有發生，至於當代文學高度統一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而造成的平均化、標準化、非個性化、無流派的奇特文學景觀更是為中外文學史所罕見。如果我們回憶一下這些情況的話，那麼我們對當前文學狀況的估計可能就會更多一些寬容和樂觀，認識也會更為清醒和冷靜。同時，就部分作家“下海”來說，真正獻身於文學的作家是不會為之所動的，也許，在當代中國所形成的這支龐雜的作家隊伍中，讓一些本來就不適宜文學創作或無心於文學的作家流動出去，文學隊伍可能會更精粹。量減少了，但質未必會同時隨之下降，相反，可能還會有所提高。
第二，文學生產高度集中統一的模式已經不複存在，多元化的文學生活已經決定性地形成並徹底取而代之。盡管文學市場正在形成過程中，但是價值規律已經開始強有力地發揮作用。多年來屢禁不止的粗暴的行政幹預已經漸告式微，“官本位”意識已有所淡化，作家們在自由選擇“寫什麼”和“怎樣寫”這個呼籲多年而又難以解決的問題上取得了重大進展，可以比較肯定地說已經獲得了相當廣泛的自由度，為作家們創造力天才的盡情發揮和自由馳騁提供了更廣闊得多的文學空間，作家們更自由地、更少受乃至不受幹涉地大膽從事各種五光十色的文學試驗與藝術探索，在新時代中西文化交彙融合的大視野中積極吸收外來文學的營養，過去那種文學功能單一、題材單一、風格單一的文學狀況已經徹底改觀，多樣化的創作風格已經形成，文學創作的總體水平大幅度提高，作家們的主體意識已經覺醒並大大強化，藝術個性獲得了長足發展，文學景觀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多樣和瑰麗，為公眾的文學生活提供了更豐富和充裕的藝術品。如果說，過去的“百花齊放”是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這一種單一品種範圍內的百花齊放的話，那麼，現在的“百花齊放”才真正是各種各樣不同的文學思潮流派的各種不同品種、不同規格的鮮花一齊開放。從過去很長的一段曆史時期內單一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後來演變為“革命浪漫主義與革命現實主義相結合”的文學），到“文革”後文學中的現實主義主潮再到當今的無主潮文學，為我們昭示出了這樣一種邏輯線索，即在一個可預見的將來，文學的未來發展方向將是非主流化和多元化。無論我們喜歡與否，它都不以我們的意誌為轉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