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眼已到1941年的夏天。陳雲閣因請假遲到，德國人對他大發脾氣。陳憤然辭職，黃席群也就不幹了，在家賦閑，經濟拮據。陳雲閣每月派人從銅梁送來一擔米，還約幾個同學和朋友每人贈他一兩黃金，渡過難關。
半年後，經人介紹到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總社任職，一上班就拿月薪300元。他先後在總社英文部當編譯，1943年升任編譯部副主任，選譯國際新聞。後來又調任中文編輯部副主任，1946年晉升為編譯部主任。在中央社，黃席群的業務能力出類拔萃，因而也引起某人忌妒，說：“誰叫黃某有個好父親呢！”
中央社的月薪300元，不算少。但此時的席群一個人供養著20口人的生活，還供妻姐的孩子們讀書。因人口多，花銷大，還得在外兼職掙錢。他每天用半天時間幹完中央社的工作，再到美國新聞處中文部主任劉尊棋那裏幹半天。
此時，他的兼職不止一處，還為中英庚款董事會任股長，除管吃飯外，一個月薪金120元。此外，他兼編一份刊物，即杭立武主持的世界學生組織主編的《世界學生》月刊，一個月補助100元。中午他不休息，為設在重慶的金大理學院寫應酬信。中央社對門有個報社，他利用晚飯前的2小時為該社剪報。他還翻譯小品文，譯一萬字，酬金30元。
人們都說他才華橫溢，自強不息，精力過人。但從早到晚，來去匆匆，馬不停蹄，回到家也還是疲憊不堪。幾十年後，他感慨地說，雖然那時候拚命幹，很苦很苦，但確實鍛煉了自己。
編發抗戰勝利消息的那一天
黃席群在中央社總社幹了九個年頭，實際為七年零四個月。其間令他最難忘的是編發抗戰勝利消息的那一天。他時任中央通訊總社編譯部副主任，本部翻譯國際新聞電訊，即本社駐外國記者拍回的專電及中央社合作的英國路透社和美國合眾社的電訊稿，也抄收翻譯日本同盟社和德國海通社的電訊。
1945年8月10日下午，電務部剛抄到日本同盟社最急電。抄電報的人認得上麵的FLASH這個字，“急”，知道內容十分重要。值班編輯潘煥昆一看之下，高興得大聲歡呼起來：“我們勝利了！日皇裕仁宣布接受同盟國要求，無條件投降了！”當時在重慶，潘是首先獲知這一喜訊的少數人之一，潘非常激動：“這是我的一項榮耀，畢生難忘！”潘以最快速度將電文譯成中文送交編輯部和英文部處理，發稿貼號。同時以電話向各方報喜。不久，編輯部送來兩瓶酒以示慶祝，灌了潘煥昆滿滿一杯。潘說：“這準是本社及得知這一消息的其他部門和市民們送來的酒。”不一會兒，外麵便響起一片鞭炮聲。
黃席群是編譯部副主任，知道抗戰勝利喜訊的時間僅比潘煥昆稍遲幾分鍾。他說：我的歡愉之情不亞於杜甫的著名詩句：“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他清晰地記得，太平洋盟軍接受日本投降的盛典是9月2日在美國旗艦“密蘇裏號”上舉行的。盛典由太平洋盟軍統帥麥克阿瑟主持，參加者有美、英、蘇、澳大利亞、荷蘭等國代表。中國代表是軍令部長徐永昌，日本政府的代表是外務大臣重光葵和日本大本營代表梅津美治郎參謀長。盟軍特邀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總編輯陳博生參觀受降禮，中央社駐東京的戰地特派員曾恩波等三人也隨同登艦采訪。艦上的新聞記者事先商定，禮畢即由包括中央社在內的世界五大通訊社利用該艦的無線電話設備把各自的新聞電發出去，並以抽簽方式決定先後順序。中國很幸運，曾恩波拔得頭籌，他高興得跳了起來。因此，中國記者的這則新聞最先傳播到全世界。重慶的大規模遊行慶祝是在9月9日，即何應欽在南京正式接受岡村寧次代表日軍投降之日。市民歡喜若狂的情景，黃席群至今記憶猶新。
為四九年國共和談起草電文
黃席群在中央社才能出眾，但他自己始終謙虛謹慎。有一次編譯部進行業務考核，讓編輯們翻譯《東京歸來》一文。總編輯看了黃席群的譯文後，把他從編譯部辦公室叫出來，說：“你翻譯的文章，社長和我都看過了，決定讓你當編譯部主任。”席群卻說：“我看這樣吧，讓年輕人當主任，我還是當副主任好了。”
1948年，美國舊金山成立華文報紙，席群很想去。因為他父親是在那裏遇害的，自己一直想去憑吊一番。然而社長和總編輯沒讓他去，打算提升他為中央社秘書，相當於總編輯一級的行政人員。他突然想起小時候算命先生說：“這孩子聰明，隻能當個秘書長。”而此時他的兩個弟弟赴德國留學去了。
時任水利部部長的鍾天心，在1949年1月的一天夜間，打電話給中央社的秘書，說要找黃席群談話，當時以張治中為首的國民黨和平代表團要到北平同共產黨和平談判，要找一個中英文都好的翻譯，黃的朋友王悟仁（水利部次長）想到他符合這個條件，便推薦黃席群去當國民黨和談代表團的中英文秘書。那天是個下雨天，鍾也不問他是不是國民黨員，立即同意他擔任這個職務，同時派他為水利部一專門委員。於是，他每天和代表團副秘書長左恭共事。代表團不給車費，他每天就隻好自己花錢，坐黃包車去和副秘書長等候中共方麵的答複。誰能想到，遲遲沒有答複。黃席群便奉秘書長鍾天心之命起草一份電報給中共當局說，請“貴方速派代表進行談判，否則內戰的責任由貴方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