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就去麼？好好！但千萬不要忘記：交代清楚了就爬開，不要停在我的屋界內。你已經九天沒有吃東西了，萬一出了什麼事故，免不了要給我許多麻煩，我就要減少許多寶貴的光陰，不能為社會服務。我想，我們不是外人，你也決不願意給自己的同誌許多麻煩的，我這話也不過姑且說說。
“你就去罷！好，就去！本來我也可以叫一輛人力車送你去，但我知道用人代牛馬來拉人，你一定不讚成的，這事多麼不人道！我去了。你就動身罷。你不要這麼萎靡不振，爬呀！朋友！我的同誌，你快爬呀，向東呀！……”
選自《華蓋集·犧牲謨》
可惡罪
這是一種新的“世故”。
我以為法律上的許多罪名，都是花言巧語，隻消以一語包括之，曰：可惡罪。
譬如，有人覺得一個人可惡，要給他吃點苦罷，就有這樣的法子。倘在廣州而又是“清黨”之前，則可以暗暗地宣傳他是無政府主義者。那麼，共產青年自然會說他“反革命”，有罪。若在“清黨”之後呢，要說他是CP或CY，沒有證據，則可以指為“親共派”。那麼，清黨委員會自然會說他“反革命”，有罪。再不得已，則隻好尋些別的事由，訴諸法律了。但這比較地麻煩。
我先前總以為人是有罪，所以槍斃或坐監的。現在才知道其中的許多，是先因為被人認為“可惡”，這才終於犯了罪。
許多罪人，應該稱為“可惡的人”。
選自《而已集·可惡罪》
新時代的放債法
還有一種新的“世故”。
先前，我總以為做債主的人是一定要有錢的，近來才知道無須。在“新時代”裏，有一種精神的資本家。
你倘說中國像沙漠罷，這資本家便乘機而至了，自稱是噴泉。你說社會冷酷罷，他便自說是熱；你說周圍黑暗罷，他便自說是太陽。
阿！世界上冠冕堂皇的招牌，都被拿去了。豈但拿去而已哉。他還潤澤，溫暖，照臨了你。因為他是噴泉，熱，太陽嗬！
這是一宗恩典。
不但此也哩。你如有一點產業，那是他賞賜你的。為什麼呢？因為倘若他一提倡共產，你的產業便要充公了，但他沒有提倡，所以你能有現在的產業。那自然是他賞賜你的。
你如有一個愛人，也是他賞賜你的。為什麼呢？因為他是天才而且革命家，許多女性都渴仰到五體投地。他隻要說一聲“來！”便都飛奔過去了，你的當然也在內。但他不說“來！”所以你得有現在的愛人。那自然也是他賞賜你的。
這又是一宗恩典。
還不但此也哩！他到你那裏來的時候，還每回帶來一擔同情！一百回就是一百擔——你如果不知道，那就因為你沒有精神的眼睛——經過一年，利上加利，就是二三百擔……
阿阿！這又是一宗大恩典。
於是乎是算賬了。不得了，這麼雄厚的資本，還不夠買一個靈魂麼？但革命家是客氣的，無非要你報答一點，供其使用——其實也不算使用，不過是“幫忙”而已。
倘不如命地“幫忙”，當然，罪大惡極了。先將忘恩負義之罪，布告於天下。而且不但此也，還有許多罪惡，寫在賬簿上哩，一旦發布，你便要“身敗名裂”了。想不“身敗名裂”麼，隻有一條路，就是趕快來“幫忙”以贖罪。
然而我不幸竟看見了“新時代的新青年”的身邊藏著這許多賬簿，而他們自己對於“身敗名裂”又懷著這樣天大的恐慌。
於是乎又得新“世故”：關上門，塞好酒瓶，捏緊皮夾。這倒於我很保存了一些潤澤，光和熱——我是隻看見物質的。
選自《而已集·新時代的放債法》
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訣
從去年以來一年半之間，凡有對於我們的所謂批評文字中，最使我覺得氣悶的滑稽的，是常燕生先生在一種月刊叫作《長夜》的上麵，擺出公正臉孔，說我的作品至少還有十年生命的話。記得前幾年，《狂飆》停刊時，同是這位常燕生先生也曾有文章發表，大意說《狂飆》攻擊魯迅，現在書店不願出版了，安知（！）不是魯迅運動了書店老板，加以迫害？於是接著大大地頌揚北洋軍閥度量之寬宏。我還有些記性，所以在這回的公正臉孔上，仍然隱隱看見刺著那一篇鍛煉文字；一麵又想起陳源教授的批評法：先舉一些美點，以顯示其公平，然而接著是許多大罪狀——由公平的衡量而得的大罪狀。將功折罪，歸根結蒂，終於是“學匪”，理應梟首掛在“正人君子”的旗下示眾。所以我的經驗是：毀或無妨，譽倒可怕，有時候是極其“汲汲乎殆哉”的。更何況這位常燕生先生滿身五色旗氣味，即令真心許我以作品的不滅，在我也好像宣統皇帝忽然龍心大悅，欽許我死後諡為“文忠”一般。於滿肚氣悶中的滑稽之餘，仍隻好誠惶誠恐，特別脫帽鞠躬，敬謝不敏之至了。
但在同是《長夜》的另一本上，有一篇劉大傑先生的文章——這些文章，似乎《中國的文藝論戰》上都未收載——我卻很感激的讀畢了，這或者就因為正如作者所說，和我素不相知，並無私人恩怨，夾雜其間的緣故。然而尤使我覺得有益的，是作者替我設法，以為在這樣四麵圍剿之中，不如放下刀筆，暫且出洋；並且給我忠告，說是在一個人的生活史上留下幾張白紙，也並無什麼緊要。在僅僅一個人的生活史上，有了幾張白紙，或者全本都是白紙，或者竟全本塗成黑紙，地球也決不會因此炸裂，我是早知道的。這回意外地所得的益處，是三十年來，若有所悟，而還是說不出簡明扼要的綱領的做古文和做好人的方法，因此恍然抓住了轡頭了。
其口訣曰：要做古文，做好人，必須做了一通，仍舊等於一張的白紙。
從前教我們作文的先生，並不傳授什麼《馬氏文通》，《文章作法》之流，一天到晚，隻是讀，做，讀，做；做得不好，又讀，又做。他卻決不說壞處在那裏，作文要怎樣。一條暗胡同，一任你自己去摸索，走得通與否，大家聽天由命。但偶然之間，也會不知怎麼一來—一真是“偶然之間”而且“不知怎麼一來”，——卷子上的文章，居然被塗改的少下去，留下的，而且有密圈的處所多起來了。於是學生滿心歡喜，就照這樣——真是自己也莫名其妙，不過是“照這樣”——做下去，年深月久之後，先生就不再刪改你的文章了，隻在篇末批些“有書有筆，不蔓不枝”之類，到這時候，即可以算作“通”。——自然，請高等批評家梁實秋先生來說，恐怕是不通的，但我是就世俗一般而言，所以也姑且從俗。
這一類文章，立意當然要清楚的，什麼意見，倒在其次。譬如說，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論》罷，從正麵說，發揮“其器不利，則工事不善”固可，即從反麵說，偏以為“工以技為先，技不純，則器雖利，而事亦不善”也無不可。就是關於皇帝的事，說“天皇聖明，臣罪當誅”固可，即說皇帝不好，一刀殺掉也無不可的，因為我們的孟夫子有言在先，“聞誅獨夫紂矣，未聞弑君也”，現在我們聖人之徒，也正是這一個意思兒。但總之，要從頭到底，一層一層說下去，弄得明明白白，還是天皇聖明呢，還是一刀殺掉，或者如果都不讚成，那也可以臨末聲明：“雖窮淫虐之威，而究有君臣之分，君子不為己甚，竊以為放諸四裔可矣”的。這樣的做法，大概先生也未必不以為然，因為“中庸”也是我們古聖賢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