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漢書》記事起自東漢光武劉秀建武元年（25年），下迄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記載了整個東漢一代共196年的曆史。本紀10卷中有《帝紀》9卷、《皇後紀》1卷，在位短暫的小皇帝不便單獨成卷，便附於其他皇帝之後，因而《帝紀》9卷共記載了東漢12位皇帝的事跡。由於《光武紀》和《皇後紀》都分為上下卷，所以《後漢書》的本紀實際上是12卷。
《後漢書》與《史記》、《漢書》一樣，列傳部分沒有單傳、合傳、類傳。但範曄根據東漢的曆史特點，又創設了歌頌敢於反抗封建統治權威、不願與封建統治者同流合汙人士的《黨錮列傳》、《獨行列傳》、《逸民列傳》，記載宦官專權的《宦者列傳》，記載文學家事跡的《文苑列傳》，記載方士活動的《方術列傳》，記載優秀婦女事跡的《列女列傳》，記載孝子事跡的《孝子列傳》等8個新的類傳。在這些新創立的類傳中，《黨錮列傳》和《列女列傳》最能反映出範曄史學的卓見。如《黨錮列傳》用同情和頌揚的筆調，記載了黨人名士堅貞不屈的行為和氣節，富有正義感，生動而感人。《列女列傳》則與後世的《烈女傳》隻講封建的“節烈”完全不同，入傳的婦女，如女史家班昭和女文學家蔡琰（蔡文姬），範曄所注重的主要還是她們的卓越才華。
範曄的文才和史學修養都比較高。他在撰寫《後漢書》時，能夠吸取司馬遷和班固兩家的長處，以簡約的文辭來闡發精深的意旨，以嚴密的結構來記述一個時代。因此《後漢書》無論從文字到內容，都是比較好的。具有較高的文學價值和史料價值。範曄對於自己所撰的《後漢書》是很自負的。他在《獄中與諸甥侄書》中自稱“吾雜傳、論，皆有深意精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這並非自我誇大之詞，唐代史學家劉知幾稱譽說：
“範曄之刪《後漢》也，簡而且周，疏而不漏。”南宋文獻學家陳振孫也讚譽說：“範氏刪取《東觀漢紀》以下諸家之書，以為一家之作。”因而，當範曄的《後漢書》問世後，大家爭相傳誦，以致其他各家的後漢書竟逐漸被人們淡忘、被時代淘汰了。
由於範曄的《後漢書》存有無“誌”的缺陷，因此到南朝蕭梁時期，劉昭在為《後漢書》作注時，為完善其體例，便取用西晉司馬彪《繼漢書》中的八誌，加以注釋，分為30卷，以補《後漢書》之缺。不過，司馬彪的八誌與班固的十誌比較，盡管新增了記載官製的《百官誌》和記載車馬、冠服等製度的《輿眼誌》，但卻沒有《溝洫誌》、《食貨誌》、《刑法誌》、《藝文誌》，仍不能不說是一個曆史的遺憾。
到了唐代，唐高宗的兒子、章懷太子李賢在劉昭注釋的基礎上，在張大安、劉訥言等人的幫助下，參照王規的《續後漢書》注、劉肪和吳均的《後漢書》注等各家之書，廣征博引，重新為《後漢書》作了注釋。後來通行的《後漢書》的注釋，紀傳部分就是李賢的注，而誌的部分則是劉昭的注。
【毛澤東評點】
人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改造的。
——毛澤東讀《後漢書·陳寔傳》的批語（見《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第133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
《後漢書》寫得不壞，許多篇章勝於《前漢書》。
——毛澤東在《後漢書》第21冊封麵上的批語（見《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第131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
【鑒賞】
陳寔（104—187年）字仲弓，東漢穎川許縣（今河南許昌東）人。陳寔是東漢末年的名士，年輕時曾當過縣吏，盡管地位卑微，但他卻喜歡讀書，能誦讀各種儒家經典。縣令鄧劭很欣賞陳寔的才幹，便讓他進入太學讀書。其後，曆任穎川西門亭長、功曹、太丘縣（舊治在今河南永城西北）縣長等職。
陳寔為官公正廉潔，為人講究道德。因而陳寔的官職盡管不高，但在當時的朝野卻很有威望。民間出現糾紛，人們往往請陳寔判定是非曲直。經陳寔調解裁決後，當事人都心服口服，毫無怨言。因此當時流傳有這樣的鄉謠：“寧受到刑法處置，也不願受到陳君（陳寔）指責。”太尉楊賜、司徒陳耽常感歎陳寔的地位與聲望不符，對自己在陳寔之前擔任了高官感到慚愧。
漢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名士李膺，太學生郭泰等人因結黨抨擊宦官集團，被定為“誹訕朝廷”罪，以李膺為首的200多名“黨人”遭到逮捕。史稱“黨錮之禍”。在這次黨錮之禍中，陳寔也受到了牽連。許多“黨人”為躲避災禍而紛紛逃亡，可陳寔卻說：“吾不就獄，眾無所恃。”於是，他自己要求官府把自己逮捕下獄。黨錮之禍結束後，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想授與陳寔高官。但陳是卻不願接受。陳寔逝世後，全國競有3萬多人為他送葬。
毛澤東很欣賞陳寔。1965年，他曾把《後漢書·陳寔傳》推薦給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陳毅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