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除了充分肯定了《紅樓夢》的思想成就外，還對其藝術價值給予極高的評價。從他批注的《紅樓夢》來看，他對這部小說的創作方法、人物塑造和語言運用都讚許有加。他在《紅樓夢》第一回寫的批語是：“此一大段是作者自道其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在第十七回寫道；“大觀園的建築結構，非精於園庭工程者，不能寫出，作者真是個多才多藝的偉大作家。”在第十九回寫道：“此回是一篇偉大的現實主義的傑作。情切切段，是將兩種人生觀相互衝突的愛情，用花一樣的語言，切切道出。寶玉與襲人的相愛，兩方麵都是誠懇的，但他們性格不同，思想有矛盾，無法統一。在襲人看寶玉，是‘性格異常，放蕩弛縱，任性恣情’。而寶玉對襲人，也隻能以‘坐八人轎’慰之。意綿綿段與前段相反，這裏是將同一人生觀相互結合的愛情，寶玉與黛玉的相愛，不僅是真實的，而且建築在思想一致的基礎上，是任何人不能相比的，故寶玉說：‘見了別人，就怪膩的。’他把黛玉比作‘真正的香玉’。而黛玉向寶玉說：‘真正你是我命中的妖魔星。’從襲人的口中，聽到切切的箴（言？），故待之以八人大轎。
從黛玉的身上，聞到綿綿的幽香，故比之以優美的童話。”“用現實的場麵，具體的情節，生活中非說不可的語言，把一個封建叛逆者的形像和性格，生動的渲染出來，自然的流露出來，這是作者現實主義最成功的範例。”這段批語通過分析小說的現實主義創作成就，深刻地揭示出《紅樓夢》高超的藝術價值。
毛澤東在文章和談話中經常引用《紅樓夢》中的人物、故事和語言。如在1938年5月毛澤東給魯迅藝術學院學員作報告時說：“《紅樓夢》裏有個大觀園，大觀園裏有個林黛玉、賈寶玉。
你們‘魯藝’是個小觀園。你們也就是林黛玉、賈寶玉。但是，……我們的女同誌比林黛玉好多了，會唱歌，會演戲，將來還要到前方打仗。”他講得幽默風趣，既形像地說明了“魯藝”與社會的關係，也暗示出知識分子與工農結合的重要意義。在解放戰爭後期毛澤東在《評戰犯求和》中寫道：“大觀園裏賈寶玉的命根是係在頸上的一塊石頭，國民黨的命根是它的軍隊”，以此諷刺了國民黨的假和談，真反共。在“三反”運動時他用賈政做官的故事，告誡黨政幹部警惕被壞人包圍。至於運用《紅樓夢》中的人物語言來說明事理，更為多見。如他曾多次用王熙鳳對劉姥姥說的“大有大的難處”來說明大國的事情並非像人們想像得那樣好辦。他不止一次引用鳳姐說的“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來鼓勵人們勇於向舊製度、舊觀念挑戰。他還用小紅說的“千裏搭長棚，沒有不散的筵席”來闡述事物相互轉化的辯證法。
這些引用既肯定了《紅樓夢》文學語言的質樸、自然、生動、傳神的風格，又說明毛澤東對《紅樓夢》了如指掌，融會貫通，能隨機應變地將其與現實生活聯係起來，強化了語言的表達效果。
毛澤東讀《紅樓夢》從不同角度發表自己獨特的見解。
毛澤東為什麼主張把《紅樓夢》當曆史讀？可從以下兩個方麵加以理解：
其一，《紅樓夢》展現了封建社會形像的曆史，反映了社會曆史的進步要求。1962年1月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指出，《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生活的清朝乾隆時代，“中國已經有了一些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但是還是封建社會。這就是出現大觀園裏那一群小說人物的社會背景”，正是在這樣的曆史背景下，才出現了“賈寶玉這種不滿意封建製度的小說人物”；而這種“不滿意封建製度”的表現，主要反映在小說對封建製度對人的摧殘不滿意，對被侮辱與被損害者的同情，對女性的尊重，以及對美好的向往與追求。毛澤東還在1961年和1962年提到《紅樓夢》“是尊重女性的”，“寫得有點希望”，這都說明這部小說反映了當時社會的進步要求。如果當時不出現“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這些“民主性”的意向也難以萌生。因此，認真閱讀這部封建社會百科全書式的小說，既能了解封建社會的曆史麵貌，又能悟出《紅樓夢》是在怎樣的曆史背景下誕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