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以賈府為代表的四大家族的衰敗，展現了封建統治階級的曆史命運。《紅樓夢》以豪門貴族賈家為中心，形成了賈、史、王、薛“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四大家族，他們是整個封建統治階級的代表。當時評價《紅樓夢》的創作意義時說：“太史公紀三十世家，曹雪芹隻紀一世家”，“然雪芹紀一世家，能包括百千世家”，充分說明賈府的衰敗是中國封建社會日趨沒落的縮影。對於賈府的敗落，毛澤東認為《紅樓夢》第二回冷子興那句“安富尊榮者盡多，運籌謀劃者無一”是個關鍵。在賈府中一代又一代的男人都成了膏粱紈絝，像鳳姐那樣的女人“想各種辦法來積攢自己的私房”，就連賈母的權力也受到挑戰，“賈赦、賈政各人又有各人的打算”。這不僅說明賈府鮮有為家族“運籌謀劃者”，而且還反映出以賈母為中心的宗法家長製的動搖。麵對這種分崩離析的局麵，即使是探春想修補這個將要傾倒的家族大廈，也是無能為力的。因此，“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蛛絲兒結滿雕梁，綠紗今又在篷窗上”，就成了封建社會經濟關係興衰變化的形像寫照。
恩格斯在論及巴爾紮克的《人間喜劇》時，說這部小說“給我們提供了一部法國社會，特別是巴黎上流社會的卓越的現實主義曆史，……在這幅中心圖畫的四周，他彙集了法國社會的全部曆史，我從這裏，甚至在經濟細節方麵（如革命以後動產和不動產的重新分配）所學到的東西，也許要比從當時所有職業曆史學家、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那裏學到的全部東西還要多”。可見。
恩格斯是把《人間喜劇》當曆史來讀的。我們從《紅樓夢》裏所了解的中國封建社會的曆史，是不亞於《人間喜劇》提供給人們的法國社會的全部曆史的。
《紅樓夢》自問世以來，逐漸形成了一種專門研究的學問——“紅學”，並且形成了有影響的兩大派，即以蔡元培為代表的索隱派和以胡適、俞平伯為代表的考據派，又稱“新紅學”。前者將小說的內容附會曆史上的真人真事，後者是把這部小說視為作者的自敘傳，注意研究作家和作品的關係。對此，毛澤東在1964年8月18日同哲學工作者談話時指出：“蔡元培對《紅樓夢》的觀點是不對的，胡適的看法比較對一點。”這是對以胡適、俞平伯為代表的“新紅學”的曆史作用的積極評價。但他們都沒有像毛澤東那樣，注意到這部小說的政治史、經濟史和文化史的巨大價值。
九、譴責小說《官場現形記》與《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老殘遊記》與《孽海花》被列為晚清四大譴責小說，而前兩部又是四大譴責小說之首。毛澤東1962年8月11日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核心小組會上和1966年3月20日在杭州一次小型會議上兩次談起了《官場現形記》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譴責小說。
【簡介】
《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老殘遊記》與《孽海花》被列為晚清四大譴責小說，而前兩部又是四大譴責小說之首。
譴責小說的名字始於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魯迅雲：“戊戌變法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歲而有義和團之變，群乃知政府不足與圖治，頓有掊擊之意矣。其在小說，則揭發伏藏，顯其弊惡，而於時政，嚴加糾彈，或更擴充，並及風俗，雖命意在於匡世，似與諷刺小說同倫，而辭氣浮露，筆無藏鋒，甚且過甚其辭，以合時人嗜好，則其度量技術之相去亦遠矣。故別謂之譴責小說。”魯迅此言極是。當時一些作家在維新變法失敗之後，既不滿現狀又找不到出路，便拿起筆來從事小說創作。這類小說多在報刊上刊載，揭露社會黑暗，指責政治腐敗，反映了廣闊的社會生活，刻劃了形形色色的人物。但暴露每止於現像，深度不夠。作品雖然受西方小說影響，運用了一些現代小說手法，卻不夠成熟。這一時期的譴責小說特別興盛，據統計有1500餘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