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是滿懷憤激的情緒，無情地揭露社會的黑暗，毫不留情地進行譴責。作者筆下的晚清社會，仿佛已經徹底爛掉了。漆黑一團，不可救藥。雖然說，這些小說在抨擊時弊方麵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但由於暴露過多，黑暗太甚，激起了人們的憂憤，但卻使人看不到出路，看不到光明，體會不到代表曆史進步的力量。
不能說作品中沒有清官，然而這些清官，在作者眼裏看來，他們比貪官更厲害，更可恨。《老殘遊記》裏就有這樣一段議論：“贓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可恨，人多不知。蓋贓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為非；清官則自以為不要錢，何所不為？剛愎自用，小則殺人，大則誤國，吾人親目所見，不知凡幾矣。”玉賢、剛弼之流在作品中以“清官”自命，朝廷也以“清官”譽之，但實際上他們這種“清官”對社會的危害比一般貪官汙吏更為嚴重。玉賢視百姓如草芥，“隨便見著什麼人，隻要不順他的眼，他就把他用站籠站死”。一年來，用站籠站死的有二千多人，站不死的還用板子活活打死。在玉賢的虐政統治下，曹州成了地獄世界。
而被稱為“瘟剛”的剛弼，也以“清官”自詡，自命不要錢，實際則濫用嚴刑，屈殺好人，隻求自己邀功，不顧百姓死活，但這樣的酷吏都能受到清王朝的重用。毛澤東在1964年12月27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有一句插話，說：《老殘遊記》裏講，清官害人比貪官還厲害。看來，毛澤東對老殘的這段議論，印像是頗深的。
譴責小說最致命的弱點就在這裏，似乎社會黑暗到沒有一線光明和希望。在此之前，毛澤東對《金瓶梅》也持有同樣的看法。他認為《金瓶梅》沒有傳開，不隻是因為它淫穢，主要是它隻暴露黑暗，雖然寫得不錯，但人們不愛看。
二、譴責小說的作者們的政治思想，一般都屬於改良派。如果說，在戊戌變法以前，在當時的條件下，改良派的變法運動還有進步意義的話，那麼，義和團起義之後，條件變化了，中國革命蓬勃向前發展了，改良派日益喪失了進步意義。他們最害怕人民群眾，對於資產階級革命派所進行的推翻帝製，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鬥爭，始終反對，對於人民的革命力量，他們害怕得要命。如李伯元，他不僅反對資產階級革命派，連康梁的變法也認為是“過度”行為，顯然，他在政治上是極端保守的。吳沃堯（趼人）在1907年以前，思想較為進步，產生過反帝反封建的意識，後期則反對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革命，進而維護封建統治的立場。
三、藝術上存在嚴重的缺陷。“辭氣浮露，筆無藏鋒，甚且過甚其辭，以合時人嗜好，則其度量技術之相去亦遠矣。”“惜描寫失之張皇，時或傷於溢惡，言違其實，則感人之力頓微，終不過連篇‘話柄’，僅是供閑散者談笑之資而已。”這是魯迅先生對譴責小說的批評。這裏可歸結為兩點，一是不近情理、違反真實的過分誇張的描寫；二是大量堆積、不加取舍剪裁。
譴責小說的作者，意欲步《儒林外史》之後塵，但在實際的創作中，由於題材龐雜，缺少剪裁，結構一般都不夠嚴謹。又大量運用諷刺手法，但也隻是浮光掠影地摹寫一連串醜惡現像，比起《儒林外史》，就顯得有些淺薄，不能從本質上進行深刻、徹底的揭露。拿《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來看，許多語言和情節根本談不上什麼蘊意和意境。如九十九回寫道：“至於官，是拿錢捐來的，錢多官就大些，錢少官就小點；……至於說是做官的規矩，那不過是叩頭、請安、站班，……至於骨子裏頭，第一個秘訣是要巴結，隻要人家巴結不到的，你巴結得到；人家做不出的，你做得出。”等等，類似這樣的語言，充斥全篇。所以，毛澤東認為譴責小說的藝術性較差，但政治性強。從這個角度講，還是可以一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