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遊矛盾論
Jafari和Ritchie（1981）指出：就像顧客部分沒有地理邊界一樣，旅遊研究沒有學科邊界。Tribe（1997）把旅遊研究描述成“跨學科和多學科性的（InterdisciplinaryandMultidisciplinary）”與“幼稚自明（consciousofyouthfulness）”。Bodewe(1981)的話代表了許多旅遊學者的心聲：“旅遊還隻是一種對已建立學科的應用，還沒有足夠的學說支撐成為一門成熟的學科。”Tribe甚至認為應該放棄對把旅遊作為一門學科的追求，研究領域的多元化值得頌揚。旅遊僅僅作為一種經濟現象的觀念在國外早已被拋棄了，從地理學、社會學、文化學、人類學、曆史學、環境學，包括經濟學等多學科看待旅遊現象已經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在今天的中國，即使作為產業，旅遊的創彙與經濟收入遠遠不能夠同製造業相比，但它對扶貧、社區發展、文化遺產保護、弱勢群體就業、平衡外彙、文化交流、生態環境改善、公民素養提升的效應越來越明顯。無論是外國的Jafari還是中國的申葆嘉都強調旅遊的綜合性，然而綜合就意味著困惑。
一、Place與Placelessness
渡邊：“我在什麼地方？連我自己也不知道這裏是什麼地方。我辨不清方向。這裏到底是什麼地方？眼前有許多人走過，但卻不知他們走向何方。我是在不知是什麼的地方呼喚綠子。”----村上春樹《挪威的森林》。
計算機世代最偉大的發明莫過於“Replace”了。全球化與交流促進了社會的進步，同時也加速了文化多樣性的消失。作為旅遊目的地靈魂的地格（Placeality），卻在開發中蒸發。塑造旅遊目的地大眾臉譜的重大機製是：“replace”與“copy+paste”。當地格被旅遊開發者置於旅遊目的地管理的邊緣，旅遊目的地就像沒有靈魂的軀幹。開發者與規劃者對旅遊目的地地格的缺失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浙江奉化溪口有蔣介石的替身，莫斯科克裏姆林宮有斯大林、普京的替身，麗江大研古鎮每天有馬鍋頭的替身穿著納西服裝騎馬過街。真實在替代中消滅殆盡。
差異就是美，地格的差異是旅遊發展的基礎。盡管Weaver和Lawton認為那些由於現代文化的入侵而瀕臨滅絕的傳統習俗和文化將會因為旅遊者的需求重新得到保護和發揚，人們還是發現旅遊發展大大加速了文化的趨同。McIntosh、Goeldner和Figuerola指出：旅遊會改變當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對待遊客的態度、文化價值觀、思想與行為方式。Nunez提出較弱勢的社會常要被迫接受強勢社會的許多文化要素，產生廣泛的文化假借過程，即涵化(acculturation)，雙方通過“借鑒過程”使文化趨同。Greenwood提出“文化商品化”概念。Fotsch指出旅遊會導致標準化、商品化、曆史扭曲與鄉紳化（gentrification）。
Kotler,Haider和Rein指出：“我們生活在一個‘地方戰（placewar）’的時代，一個地方同別的地方為經濟生存而競爭。在地方發展上，Heidegger推崇“地方精神(Geniusloci)”，Harvey倡導“場所感（Senseofplace）”，段義孚主張“地方（Place）”與“地方情結（Topophilia）”，MacCannell指出現代化最後的勝利並不是一個非現代世界的現實，而在於它的人工保存與重建。Relph警告說：地方正在被摧毀，由於組織的力量與市場的滲透導致了非真實(inauthentic)甚至是無地方(placeless)。地方即是鬥爭的目標，也是鬥爭的場所。隻有有抵抗的鬥爭，才可以製造空間的獨特性與差異性。
在國內，陳傳康先生強調文脈的重要性，本人主張地格（Placeality）差異是地方旅遊發展的命脈。而我們規劃者、開發者對這些警示置若罔聞，勤勤懇懇地、不遺餘力地製造無地方悲劇，大量的洋建築不倫不類地引進中國，大量的洋景點原封不動地搬進進中國，中國的旅遊業正在變成了西方旅遊巨頭的一個連鎖店！防止地方缺失是規劃者義不容辭的責任，要時刻牢記地方精神原則：每一地方都有其自然和文化的曆史過程，兩者相適應而形成了地方特色及地方含意，目的地要體現地方個性與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