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研究代表人物與觀點
對於可持續旅遊的理解，國內外學者大都認為其重點在於“采取長期的觀點”及“具有優秀的規劃”。長期的觀點符合可持續發展的內涵，在一個可預見的時間內，旅遊地以一種健康的態勢發展，包括自然資源的持續留存，特色文化的完整延續，當地居民生活水平的穩步提高等；優秀的規劃則是旅遊業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一份優秀的旅遊規劃須重視旅遊地自然資源和特色文化的有效開發，合理確定旅遊客容量，適度控製旅遊規模，協調當地居民、政府、開發商等各方利益，從而保證旅遊地的可持續發展。
此外國內外學者在某些方麵的側重點有所不同：①國外學者更注重保持自然資本存量而我國學者更傾向於改善；②在對待遊客態度上，國外學者更看重地方參與，並確保當地居民的滿意程度，而我國學者的傾向則與之相反，這也是我們旅遊研究者需要借鑒的地方，減少旅遊對社會文化的影響應當比獲得經濟利益更加重要。
對於可持續旅遊不少的國外研究者提出了自己的觀點：
Prosser（1994）對可持續旅遊進行了概念研究，認為四種社會因素的改變推動了旅遊可持續性研究，包括對現行產業的不滿意；日益增長的環境意識和文化敏感性；旅遊地對其所擁有資源珍貴性和脆弱性的認識；及開發商和旅遊運營商態度的逐漸轉變。Bramwell和Lane(1993)則將可持續旅遊視為緩和現有旅遊負麵影響並保持旅遊長期發展有效的途徑。他們提出可持續旅遊能緩解現下旅遊產業、旅遊者、環境和當地社區之間摩擦，從而保證自然和人類資源的長期、高質量的發展。同時Cater（1993）對可持續旅遊的目標進行了定義：在短期和長期能提高旅遊地居民的生活水平；滿足日益增長的旅遊者的需求；保障自然環境能達到前兩項需求。
同時有學者研究了可持續性的評價方法，例如Pigram(1990)提出旅遊業應引進“最低安全標準”方法評價其發展程度，Wearing&Neil則認為要應用環境承載力，隻有在旅遊地環境承載力被估算出並且在執行有效的規劃和運營控製的情況下，可持續旅遊才有可能發生。但環境承載力如何被準確的估算仍困擾著研究者們。
McCoolandLime(2001)則認為關鍵問題並不在於環境承載力究竟是多少，而在於為達到旅遊目的地發展的目標，環境狀況改變到何種程度能被接受。Font&Sallows(2002)提出在現階段的可持續旅遊除了在理論上的政策研究和評價外，同樣需要關注實踐上可行性的研究。例如通過世界旅遊組織（WTO）製定的可持續旅遊世界性標準、代碼等。此外，有學者提出應將跨學科研究方法應用於可持續旅遊，Faulkner&Ryan(1999)認為跨學科的研究方法有助於使不同學者的理論體係、技術、理念、觀點一體化，並推進可持續旅遊研究邁向一個更科學的平台。而ZhenhuaLiu則認為在可持續旅遊研究中有六點值得一提但少被研究者注意，包括：旅遊需求的角色、旅遊資源的自然屬性、代際公平的必需性、旅遊在推進社會文化進步中的角色、可持續性評價、可持續發展的形式。
對於可持續旅遊理論，我國學者也進行了許多方麵的探討與研究：
（1）郭來喜、牛亞菲等對可持續旅遊的理論方麵進行了探討，郭來喜主持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旅遊課題的項目，從中國旅遊可持續發展理論體係與機製、中國旅遊業的國民經濟地位及提高的理論基礎、中國旅遊業2000-2030年發展主要目標預測等8個領域進行了探討，此外還解決了我國旅遊資源分類指標體係、旅遊產品規劃係統規範、旅遊統計指標體係三大係統指標體係，為國家製定規範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牛亞菲認為旅遊業的特殊行業地位及其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係列日益突出的經濟、社會和環境問題是可持續旅遊產生的重要背景，而可持續旅遊的衡量標準也應從單一目標的經濟行業轉換為社會發展、旅遊經濟和環境保護三個，同時也提出了旅遊管理依賴於強有力的政府政策引導，並指出了旅遊經營者在實施可持續旅遊戰略中的職責範圍，最後也指出了生態旅遊時可持續發展原則的一種有效的實現方式。
（2）崔鳳軍、劉家明等對旅遊環境承載力理論進行了研究，從影響旅遊環境承載力的社會—文化環境、社會—心理環境和生態—經濟環境諸因子分析入手，構建了旅遊承載力指數（TBCI），並依據遊客密度、旅遊經濟收益、土地利用強度等影響因素及其相互關係推導出旅遊承載力指數的運算模式。旅遊環境承載力（TEBC）包括三個基本分項指數—遊客密度、旅遊用地強度和旅遊收益強度指數等，而表征旅遊承載力強度的無量綱指標稱為旅遊承載力指數，是旅遊業是否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依據。此外崔鳳軍也構建了區域旅遊可持續發展評價指標體係，建立了以生態環境指標、旅遊經濟指標、社會文化指標和社會支持係統指標四大類二級指標為主的評價指標體係。相似的，王良健按照“保護第一、開發第二”的原則，提出了結構較為完整的旅遊可持續發展評價指標體係，並建立了綜合評價的多目標線形加權函數模型，並同時以張家界風景區為例進行了實證研究。（3）如今已經有許多學者意識到旅遊目的地社會文化資源的可持續性與旅遊可持續發展有著密切的關係。馬波認為，文化調適是旅遊業可持續發展的特殊內容之一，旅遊地可持續發展有賴於其文化的和諧發展，而旅遊業對接待地的社會影響，會使旅遊地社會文化產生變遷，從而影響到旅遊地生命周期。韓菁對比了雲南省和四川省在旅遊文化資源的開發、保護、利用和宣傳上的不同做法和態度：雲南省重視傳統文化的價值，在政府政策的引導下注重旅遊文化資源和自然資源相結合，在商業價值和文明價值的良性循環過程中實現當地旅遊業的可持續發展，而四川省自然資源豐富，巴蜀文化積澱更是深厚，但並未得到很好的保護和傳承，不為旅遊者所知，因而四川省想要實現本省旅遊業的發展，就必須實現生態環境保護、資源開發、利益分配的合理化，把未來旅遊吸引力放在自然與文化的有機結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