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研究代表人物與觀點
旅遊生態足跡（Touristicecologicalfootprint,TEF）是生態足跡概念在旅遊科學研究中的應用，並且成為測度旅遊可持續發展的一種重要方法，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
Wackernage（2002）第一個對國際旅遊業的生態足跡作了初步分析，提出旅遊生態足跡占全球生態足跡的10%；ColinHunter於2002年首先提出了旅遊生態足跡的概念、分類，以及旅遊生態足跡在旅遊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可能的應用。
Gosslin等（2002）在生態足跡模型的基礎上，首先構建了旅遊生態足跡模型，根據旅遊活動特征，將從上而下和從下而上的統計方法相結合，綜合計算了非洲塞舌爾休閑旅遊的生態足跡。結果表明，塞舌爾一次度假的生態足跡相當於工業化國家人均年生態足跡的17-37%；90%以上的旅遊生態足跡來自於航空交通。世界野生動物基金英國辦事處（WWF-UK，2002)對位於地中海的馬約卡島和塞浦路斯的度假旅遊產品生態足跡進行計算，盡管由於距離相對較近的原因，兩個案例點的航空交通生態足跡份額低於Gosslin的研究，但仍是旅遊生態足跡中的最大份額。
Cole等（2002）對印度喜瑪拉雅山附近一個小村莊Manali30年中的旅遊生態足跡變化情況進行了研究；NickyChambers和RachelChild（2005）等人計算了英格蘭西部地區的旅遊生態足跡；Bagliani（2006）等人運用生態足跡理論研究了意大利旅遊勝地威尼斯省旅遊活動對當地生態環境，尤其是環礁湖造成的影響。
Patterson等（2006）比較了意大利托斯卡納區的一個鄉村旅遊地ValdiMerse的度假旅遊者和當地居民的生態足跡，在不包括長途旅行生態足跡的情況下，旅遊者的生態足跡和當地居民的生態足跡十分接近，且均低於客源地居民的生態足跡，這主要是因為遊客所從事都是低消耗的農業生態旅遊，食用和購買的都是當地生產的有機農產品。
Pattersona（2007）等人通過計算意大利錫耶納（Siena）旅遊生態足跡與當地生物多樣性之間的“盈出”（overshoot）或者“差距”（gap），以此來作為當地環境管理改進的指標。
ColinHunter(2007)提出了淨旅遊生態足跡的思想，即應從總的生態足跡中減去旅遊者在家中生活同樣天數所產生的生態足跡，並以此思路對WWF-UK2002年對度假產品生態足跡的研究結果進行重新計算，並對生態旅遊的環境影響進行了重新考慮。
此外，還有對旅遊業單個要素生態足跡的研究，如Wiedmann(2003)對英國幾種常見交通方式的生態足跡進行了研究，得到了飛機、火車、長途巴士等的生態足跡。航空旅行的環境成本也吸引了越來越多研究者的注意和關心，如Simmons&Becken(2004)。
國內旅遊生態足跡研究起步較晚，且多注重沿用生態足跡分析方法展開實證研究，而對理論研究則相對較少。
李金平、王誌石在國內較早的進行了旅遊業的生態足跡分析。他們對澳門2001年的生態足跡進行了計算和分析，發現澳門由於製造業外移、大量居民到鄰近的珠海消費及密集的城市結果使生態足跡較低，但其生態係統仍承受著較大的壓力。澳門以旅遊業為主，遊客每hm2生態足跡的產值是15258美元/hm2，遠高於世界平均水平，反映了澳門旅遊業經濟高效性。最後作者也指出單以生態足跡難以說明城市的可持續發展狀態，需配合上經濟、社會和環境的指標。
席建超、葛全勝（2004）等分析了旅遊消費生態占用主要圍繞基本性消費“吃”、“住”、“行”3個領域展開，並以此為基礎提出了旅遊消費生態占用計量模型。其後以北京市海外旅遊者為例，對旅遊消費生態占用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表明，旅遊消費生態占用對區域生態占用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是區域生態赤字擴大的重要誘因，且在旅遊消費生態占用結構組成中，“行”的能量生態占用在總旅遊消費生態占用中居絕對主導地位。同時作者在文中也提到旅遊消費除包括“吃”、“住”、“行”基本性旅遊消費外，還應包括非基本性旅遊消費生態占用，如遊覽、娛樂與購物等，但非基本性旅遊消費生態占用不容易衡量，加上相關信息獲取的困難，旅遊消費生態占用分析尚需加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