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大部分都過了18歲的成人年齡，不可能因為高考而剝奪我們作為人生存在這個世界上的最基本的權利。我們要求的起碼權利--不是西方政界指責我們的那種人權，是我們作為新世紀一代的中國青年人應有的那種既有嚴格要求、又能體現我們健康快樂與個性自由的權利。”一位現在就讀於北京著名學府法律專業的原高三生如是說。
關於學生的人權概念，我問過不少家長，但他們在沒有前提下的回答顯得很空泛，可真正接觸到自己子女的實際情況時，其回答又讓我感到吃驚。
“孩子的人權必須建立在一種有所約束的條件下，比如他們應該在完成學校和家庭對他們的基本要求前提下，才能談論此事。”--這是一位在大學當人文教授的學者的回答。原因是他的兒子也是位不安分守己的淘氣學生。年輕的教授是在恢複高考後圓大學夢的“老三屆生”，他的體會非常深切：“我的結論是，在中國尤其是現在或今後相當的一段時間裏，沒有高學曆，就意味著你失去社會對你的尊重與選擇。設想一下，一個沒有高學曆的人，你想讓社會來重用你，除非在你通過無數次、無數年的艱苦拚搏後才有可能，有高學曆者可以在走出校門時就獲得社會所給予的機會。難道我們作為家長，有誰真心願意自己的兒女在無盡期的努力與等待中讓社會來承認和選擇他嗎？不會。那樣的代價不僅僅是時間和金錢的問題，而是整個時代與民族所不允許的。”
不能不說這位高談闊論的學者的話沒有道理，但又有誰能為我們的孩子想一想呢？
“剝奪了起碼的權利，剝奪了自由，剝奪了最基本的生存方式，我們不就成了一種機器？成為讓家長、讓學校、讓一個用先前的那種早已為我們設計好的模式來造化我們的未來嗎？這就是你們大人們天天說的時代進步、社會發展嗎？再說，當我們一個個變成考試機器後，我們的快樂、我們的創造、我們的幻想，我們的靈智，還有我們的愛情都被泯滅後，這個世界、這個時代還有什麼是可以吸引我們生命活力的源泉？死吧--做一具還有心跳的僵屍吧！”
學生們這樣告訴我。我也正是想用實例來回答不少家長和老師在這一問題上的某些固執，以及由此而引發的後果，值得大家深思。
實例之一:《貴陽都市報》刊發的一位中學生留給父母的遺書：
敬愛(的)爸媽:
我已不存在，請不要悲傷。我很對不起你們，請原諒。
我知道你們把我養這麼大很辛苦。但是呢，我又沒有報答過你們。我的成績從來沒好過，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也不知道從什麼時候我有想死的念頭，我曾經有過幾次想死，但是我還是不願意過早地死去，但是這一次，我已經徹底的絕望，並不是什麼原因，而是我已感到，我是一個廢物，樣樣不如別人。而且由於沒有交成績冊和補課本，(老師)沒有(讓我)報到，也沒有(發給我)課本，今天我們班上來了個新生，侯老師對他講：“後麵的同學基本上都是差生……”我想，我也被老師列入差生行列吧。我也感到很絕望。下午，我去問老師，星期一交行不行？據同學說，他假期作業有兩道數學題沒做(沒有通過小組檢查)，老師說：“不行，今天不交星期一就不準上課。”我真的絕望了。
我也想過，我一死會給你們帶來什麼呢？有壞處、有好處，我一死，會給你們精神上加了不少壓力，好處是我一死，你們可以節約一大筆錢，你們可以不用愁我的開支，你們可以盡情的遊玩，坐飛機、坐火車、坐輪船，而不用為我擔心。我死了，也不要傳開來。因為會帶來別人所講的閑話，使你們很不好。如果真的很想我，便給我寫信，你們盡情地玩樂吧，你們也不要想不開，存折密碼是１１２２。來生再見。
李淵
另加一句：媽媽，不要責怪爸爸，爸爸也不要責怪媽媽。記住。
李淵的死，據貴陽的市民講，8天後報上刊出了這封遺書，幾乎所有的貴陽人都為如此懂事的小李淵惋惜和痛心。李淵是位中學生，在他的遺書中非常清楚地看出他的死因並不複雜，但卻令人深思。那個老師簡單而又殘酷的一句“差生”和一個“不交作業就不讓上課”，使早已對死讀書和以分數論優劣而絕望的小李淵產生了直接的想死念頭。而李淵對死所表現的那種冷靜和死前周到地為父母考慮的那種成熟，更使我們為失去這樣的好孩子而痛惜萬分！
我們不難從遺書中看出，李淵已經是個中學生了，他有思考和處事的成熟的一麵，同樣在他的眼裏，人生盡興地玩樂是最大的難得、最大的幸運、最大的幸福--他因此用一句聽起來十分幼稚卻無比真誠的“你們盡情地玩樂”來祝福自己的父母。讀到這裏，我們還有誰不感到中國的孩子們因為上學而受到的心靈創傷是何等的嚴重！
實例之二:見《北京晚報》１９９９年１月２６日(記者張鵬)
高三生殺死親生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