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叫藤士花，是一位烈士的妻子。按照有關規定，作為烈士的遺屬，她有權選擇全市最好的單位，但她毫不遲疑地選擇了當一個雷鋒車班組的服務員——
我是1985年從贛榆郵電局調到市區來的。當時我的情況比較特殊，孩子他爸在部隊因公犧牲，市領導為了給我換一個比較好的環境，為我安排了市鹽務局和市郵電局兩個單位任我選擇。說來也巧，也許是個緣分，以前我愛好籃球運動，經常從汽車站乘車到外地參加比賽。那時雷鋒車的事跡已家喻戶曉，我更是羨慕已久，每次路過都要看看雷鋒車，長途服務組的姐妹們與雷鋒車的故事讓我深受感動，我突然有了一個非常強烈的想法：去汽車站工作，去當一名普通的雷鋒車服務員！於是，我把自己的想法與家裏說了，遭到家人的強烈反對，他們說：那種伺候人的工作，又髒又苦又累，你圖個啥？我與朋友商量，得到的仍是不理解、不支持，許多朋友勸我說：士花，這是你生活和工作的轉折點，不要錯過這個好機會。
那些天，我輾轉反側，怎也睡不著覺，從心裏感謝組織對我的關心和照顧，但是，我向往汽車站，我愛雷鋒車，更愛那些可親可近的姐妹們。於是，我毅然決然地選擇了新浦汽車站。
到了車站，領導安排我在車站小賣部工作，小賣部的工作雖然清閑，但我不是圖清閑才到汽車站的，說句心裏話，我是衝著長途服務組的姐妹們來的，是衝著雷鋒車來的。在我的一再請求下，我終於如願以償，來到長途服務組，當了一名服務員。在姐妹們的幫助下，我很快掌握了服務要領，我的師傅徐梅的言行也給了我很大的力量。她們把困難留給自己，把方便送給旅客的精神，成為我工作中的一麵鏡子，我處處以她們為榜樣，腳踏實地地幹好本職工作，使自己由一名普通工人成長為今天的一名共產黨員，並把對黨的感情、對旅客的愛心、對事業的熱忱奉獻在崗位上。
回顧我和雷鋒車結伴的十幾年的曆程，我還記得這樣一件事，那是一年春節前的一個晚上，我和兩位服務員用雷鋒車到火車站接送旅客，由於那班火車晚點，我們在寒風裏足足等了40分鍾。火車終於到站了，下車的三位上海旅客，直奔我們的雷鋒車，他們高興地說看到雷鋒車就像看到了親人一樣，一句話說得我心裏熱乎乎的。當我們把這幾位旅客送到家後，返回自，己家時，已是夜裏12點多了。望著窗戶裏閃亮的燈光，我知道兒子又趴在被窩裏，眼巴巴地盼著我回來，於是，我邊開門邊輕聲地呼喚著：偉軍，媽媽回來了。孩子並沒有像往常那樣撲進我的懷裏，而是哇的一聲哭了，用他那凍得冰冷的小手，緊緊拉著我的手說：媽媽，媽媽，我害怕，你天天隻顧上班，不要我了。我一把把孩子摟在懷裏，鼻子一酸，眼淚就不住地掉下來，我對孩子講：好孩子啊，你是男子漢，要像你爸爸那樣……說到這兒，我的淚水止不住地流了下來，想起了犧牲的丈夫。作為烈士的妻子，我有責任把他未盡的事業繼續下去；作為孩子的母親，我有義務把他培養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從那以後，孩子仿佛真的長大了，懂事了，再也不害怕了。有一天。夜雨嘩嘩地下個不停，我剛把幾個旅客安排在車站住下，看到雨幕中一個孩子高一腳矮一腳地走過來，走近一看，原來是我的兒子，孩子是專門來給我送雨衣的，看到他淋濕的頭發和凍紫的小臉，我和在場的姐妹們都心疼地落淚了。
雷鋒車組就是我的家，姐妹們和睦相處，團結友愛，大家都能做到寧願自己千般苦，不讓群眾一時難，不僅給了我很大的安慰更堅定了我以雷鋒為榜樣，把旅客當親人的信念，也使我在這裏實現了自己的人生價值。
她叫陳葉俊，是一位年輕美麗的女性。筆者曾在中央電視台的有關節目中看到過她，當時，她正在參加全國人大會議，她的年輕和美麗總是被人誤認為是電影界或戲劇界的女明星。誰也沒有想到，正是這個漂亮女人，成了雷鋒車的第六代傳人。
陳葉俊原本是要到貨運公司當會計的，然而她卻來到了新浦汽車總站長途服務組。
當陳葉俊把這個消息告訴家人時，她的侄兒說，姑姑，你幹啥不好，拉個破車幹嗎？難看死了。侄兒一向為有她這個漂亮姑姑而自豪，全家都把她當做家裏的門麵，平日裏嬌著護著，誰也沒想到她卻拉起了雷鋒車，拿侄兒的話說，一天到晚拉個破車，活像個收破爛的。全家誰也不理解陳葉俊的內心世界。
然而陳葉俊卻義無反顧。
此時已是1993年，市場經濟的大潮已經湧動，雷鋒車駛進了相對陌生的路徑。汽車站、火車站的廣場上，私人個體車主，替人搬運行李的腳夫，都過來爭自己的一席之地，他們都打出自己的標牌，花花綠綠好生熱鬧，而雷鋒車依舊是那般模樣，和它們相比，倒有些形單影隻勢單力薄的感覺。更要命的是社會一夜之間突然變成了以金錢為主體的交換方式，有償服務成了人與人之間的主要紐帶。而雷鋒車的存在，反而被視為另類和不正常。在這樣的情勢下，陳葉俊的選擇較之過去就顯得悲壯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