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賣血當作“第三產業”，“要想奔小康，快去賣血漿”成為時尚，河南省衛生廳廳長上任伊始便鼓吹農民“賣血致富”，甚至喊出了“把血賣到國外去”的口號，親自帶領農民跨國到美國賣血，一場依靠賣血脫貧致富的“大躍進”迅速展開……這一切不是天方夜譚和“黑色幽默”，而是上世紀90年代初發生在中國中原大地上活生生的現實。
賣血，是我國中西部地區農民生活困難的極端體現，而通過賣血讓幾萬人感染了艾滋病，更是世界前所未有的人間悲劇，是公共衛生史上的災難性事件，有人稱之為“國難”並不過分。
賣血漿並感染艾滋病，讓河南聲名遠播，其實，貧苦農民出賣血液並感染艾滋病的遠遠不隻河南一個省，鄰近的河北、山西、陝西、安徽、山東自不必說，就是長江流域的四川、重慶、湖北、湖南乃至遙遠的廣東、廣西甚至青海也被波及。艾滋病不是一種單純的疾病，它和社會問題總是緊緊地聯係在一起，要考察艾滋病，我想，首先應該考察它流行的原因和傳播途徑。於是，我來到了四川省因賣血造成大批艾滋病毒感染者的公民鎮，這個小鎮因為艾滋病，幾乎與河南省上蔡縣的文樓村齊名。
公民鎮位於四川省資中縣，這是川中一個並不富裕的地方，農民們收入很低，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便有一些貧苦農民到河南賣血。1995年6月四川省有關部門在公民鎮的賣血者中發現了幾例艾滋病毒感染者，把資料轉給資中縣後，全縣震動，如臨大敵。當時采取的辦法是“高度保密”，“內緊外鬆”，並對感染的原因著手調查。
以後，連續幾年，幾乎每一年都發現因賣血新增加的感染者，1997年更成批地發現。
原來，貧窮的公民鎮過去就是賣血的“老窩子”，當地的血站常常用汽車載著老百姓呼嘯而去，當時的規定是全血每3個月抽一次，血漿每個月抽一次。極端貧困的農民，弱勢群體中的弱勢群體，長期的“失血”後不但身體虛弱，而且抵抗力降低，逐漸染上了乙肝、丙肝等疾病，有的甚至出現了敗血症，血站檢查後認為血液不合格，便再也不要他們的血液了。失去了賣血這筆“可觀的”收入，養家糊口乃至孩子上學、老人看病都成了問題，於是聽說在河南賣血既不經過檢查，也不限定次數後，公民鎮的農民便紛紛前往河南。
從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河南血漿經濟興起，血漿產生的暴利，讓血站如雨後春筍，官辦的血站已近300家，未登記的“地下血站”更不計其數。“獻血光榮，救死扶傷” 的標語隨處可見，血站反複宣傳“采血好處多，血跟井水一樣，抽幾桶還是那麼多，還不會得高血壓” ……正是在這些蠱惑人心的宣傳蒙蔽下，貧苦農民組成了賣血大軍，像趕集一樣成群結隊地去賣血，全村不分男女，從十幾歲的少年到60多歲的老人都去。於是，這些以營利為惟一目的的地下血站便造成了艾滋病毒的大傳播。
血站采集血漿，與一般的“獻血”、“輸血”不同。血漿被賣給生物製品公司，提煉製成人血白蛋白、人血丙種球蛋白和血小板因子等昂貴藥物。這些藥物是一些重病患者的救命藥，目前基本上還沒有替代品。
我去到公民鎮那天正是一個趕場天，狹窄的、彎彎曲曲起伏不平的街道兩邊擺滿了各種農產品，街上熙熙攘攘擠滿了趕場的人。但吸引我目光的卻是，鎮口懸掛著的幾幅紅底白字的巨幅標語：“預防艾滋病，你我都參加”；“對艾滋病感染者多一份理解和關懷，少一份歧視和冷漠”……
我采訪了幾位因賣血感染了艾滋病毒的農民，他們都以令人尊敬的平靜和坦率，娓娓地向我介紹了自己和村裏那些悲慘的、讓人毛骨悚然的故事，而且他們並不介意暴露自己的真實姓名。第一個向我介紹自己感染艾滋病毒情況的是48歲的農民李孝春。他身體瘦削，但由於近年來一直在服用抗病毒方麵的藥品，因此雙頰上還有紅暈，並沒有出現我所擔心的蠟黃色。他五官輪廓分明，雖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極善言辭，是當地的“名人”：
由於家裏太窮，早在1972年我才15歲時就在公民鎮賣過血，當時100毫升隻給10元錢，以後我在四川許多縣都賣過血，內江、資陽、資中、簡陽、威遠……都是成群成片賣血的地方。90年代初我去了河南焦作市，一檢查，發現肝髒有問題，不能獻血了，1995年我便帶著小女兒去了南陽，路費是三個人湊的。
南陽是私人血站，沒有固定的場所，獻血時不檢查。記得那時已經是11月了，很冷，血站設在一間很髒的小房子裏，為了盡量節約，我和娃娃不敢住旅館，吃飯找最便宜的，晚上就睡在陰冷的地上。那個冬天，為了多掙點錢，我一連獻了兩個月的血，22次，血很便宜，每次800毫升50元錢，一共掙了1100元。
當時河南搞的是“單采血漿”，采到我們的血後用離心機分離，把分離開的血清吸出來，再把剩下的紅細胞加上鹽水調和後重新返輸給我們。分漿器材也就是個大玻璃罐吧，7元錢一套，本來應該是一人一套，但為了節約成本，私人血站的老板們不但針頭和膠皮管子反複使用，而且把所有獻血人的血液都放在一個大罐裏，幾十個人的血清也混在一起，於是隻要一個人得了病，大家都跑不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