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94年到河南南陽去賣血，一個月抽了30多次，曾在抽血時暈死過去。為啥要賣那麼多血？為的是湊錢給1歲多的女兒買個電風扇，家裏實在太熱了！貧苦農民生活確實很苦，每次兩袋血700毫升才給35元，除了交通、吃飯等花銷，隻剩下20多元。
一個多月後我回家，回家就開始打擺子（瘧疾）。我的身體本來就不好，有腸炎、胃炎、膽囊炎，這樣一來，身體就更差了。
身體好一些後，1997年我去廣州一家工廠打工，又想賣血，但一檢查，發現已經感染了艾滋病，就把我送回來了。回來後壓力確實很大，我們全家共有7個人因為賣血感染了艾滋病，丈母娘的兩個兒子、兩個兒媳因為賣血都感染了，老丈人56歲去河南賣血，隻抽了4針就染上病，已經死了4年！他們都是老實人，不曉得可以在外麵打工，為了掙點錢隻曉得去賣血，沒考慮過自己的身體，也不曉得啥傳染病……我回家後，朋友們都害怕我，再也不和我來往，再不跟我在一起擺龍門陣；娃娃上學讀書老師不敢要，好容易老師答應了，別的學生和家長們又不同意……沒人願意和小女兒在一起耍，小女兒拿著香腸去送人都沒人吃，一出門，一些娃娃還對著她喊叫：“艾滋病兒，艾滋病兒！”
直到中英艾滋病防治合作項目開展後，很多專家教授來宣傳，情況才有了好轉。2002年我們這裏開始試點，有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害怕曝光，我的想法不一樣，既然政府這麼重視艾滋病防治，我們就應該協助政府讓更多的人了解艾滋病的知識，正因為不了解這方麵的知識，人們才會歧視，於是我就站出來曝光，介紹自己是怎樣被感染的。我也曾和村裏的感染者們一起到成都的錦城藝術宮演出話劇，把我們的生活搬上舞台，表演人們對艾滋病毒感染者從歧視到關愛的過程。
為了證明艾滋病不會輕易傳播，我曾穿著短袖體恤、抱著小女兒在街上行走。我認為別人歧視感染者主要是因為對這種疾病不了解，害怕，特別害怕自己感染後子女不好做人。把恐懼排除後，他們就不會那樣排斥了。說起來他們也有壓力，我不怪他們。
縣防疫站比較重視反對社會歧視的工作，經常深入村民，短短三四年我們這裏已經變化了，大家能正確對待感染者，互相能和諧相處了。
除了宣傳，我還有一個想法，人要生存就要勞動，人活著就要幹一點事，不能老向上麵伸手。很多感染者總想依賴政府，我覺得這不現實，政府有能力可以照顧，可以補貼，但依賴政府就不可能。再說，上麵給你錢，三百五百，花了就沒有了，還是要靠自己。政府給我們解決了藥費，每個月又給我們130元生活費，再種點莊稼，生活可以過了。我最初開了個茶館，現在和朋友一起辦木材廠。今年我們這裏有砍伐指標，當地的木材比較便宜，我們又可以免稅，可以經營層板廠。但是當地的木材資源隻能維持兩年，所以我準備和當地農民合作，再搞荒山造林，也想辦個水泥廠。現在我們廠裏已經有20多個工人，解決了一些婦女和中老年人的就業問題，也算是為國分憂吧。
現在中英項目快結束了，我和很多人都在擔心以後的藥費問題。感染艾滋病毒後，要服抗病毒藥，還經常感染別的病，輸一次液就得100多元。許多人病了後沒錢醫就拖死了！希望把艾滋病人的藥費能納入醫保或由某個項目承擔。
這天中午我在李本才家裏吃午飯，有魚和茄子、空心菜等蔬菜。飯後、李本才抱起了鄰居1歲多的孩子逗樂。看來，公民鎮確實已經解決了對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歧視和恐懼。
縣衛生部門艾滋病防治科科長吳曉敏曾自豪地告訴我，由於消除了歧視，媒體曾稱公民鎮是艾滋病毒感染者的“天堂”和“伊甸園”，英國國際發展部一位副部長來這裏考察時，參加了鎮上組織的遊樂活動，看見村民和艾滋病毒感染者打成一片後非常感動，她說這種情況在英國都很難做到，公民鎮可以稱之為“人類同艾滋病作鬥爭的燈塔”。
但是，他又說，雖然公民鎮消除了對艾滋病人的歧視，但是全資中縣還很難做到，包括一些領導幹部一聽說某人感染了艾滋病都隻曉得害怕。要讓廣大群眾真正懂得艾滋病的防治知識還得做很多工作。他還說，艾滋病是一種行為病，要預防它就必須進行行為幹預，這方麵資中縣也做得很差。例如很多人根本不懂為啥發生性行為時要使用安全套，我們給一些幹部發安全套，他們還當作笑料；培訓時給大家講安全套的正確使用方法，有人就嘻嘻哈哈地把當作“導具”用的香蕉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