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艾滋病毒感染75％通過性行為傳播，而中國不同，雖然性傳播比例逐年上升，但目前血液傳播仍然是重要途徑。（2004年4月衛生部統計，我國艾滋病的血液傳播占感染者總數的72.6％。）而血液傳播中經由賣血大麵積感染的，則在世界上史無前例，應該是世界公共衛生史上的災難性事件。僅僅上蔡縣一個小小的文樓村1360多人賣血，就有500多人感染了艾滋病毒。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2002年上半年估計，我國經單采血漿“有償供血”感染艾滋病毒的約有10萬人。有人認為這個數字“誇大”了，但不管是否誇大，我們也不得不承認，在公共衛生管理方麵確實出了大問題。
早在1985年我國就發現了首例艾滋病患者，但當時並未引起社會和公共衛生部門的警惕，與此相對應的便是地下血站猖獗。中原地區一些地方甚至整村賣血，“血頭”開著汽車時而到東、時而到西采集血漿。到底多少人因此感染了艾滋病並被奪去了寶貴的生命呢？至今我們也無法知道準確的數字。
據說當時的貧苦農民都以能賣血為榮，如果沒有“關係”，“血頭”還會把你拒之門外，因此艾滋病的傳播往往是整個家族甚至整個村。而當時沒有“關係”、無法賣血的人們，如今反而慶幸自己躲過了這一劫。
現在，已經弄不清楚這不規範的“單采血漿”最初是怎樣泛濫起來的，大家說起始於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懷疑可能起始得更早）。是誰“發明”了多人共用一個分離器的辦法而且在農村廣泛使用呢？難道政府一點也不知情？政府——特別衛生主管部門應該負什麼樣的責任？
河南賣血的貧苦農民大量感染艾滋病毒的情況，經桂希恩、高耀潔等教授發現後，他們便頂著沉重的壓力向中央反映並勇敢地加以披露，從此，這些血淚斑斑、慘絕人寰的故事便以十分沉重和十分殘酷的方式讓我們羞愧，也讓我們反思。據河南省有關部門報告，截至2005年12月31日止，全省共發現艾滋病毒感染者31578例，確診艾滋病病人24354例，其中經血液傳播占總數的89.21％，2004年至2005年艾滋病病人已進入死亡高峰期。盡管這些數字並不全麵，但已足以使人膽戰心驚了！
而且，更讓人不能理解的是，不知出於什麼原因，那些操縱地下血站的血頭和血霸們，至今也沒有受到任何懲處。
3萬多人就有3萬多個故事，高耀潔教授曾經寫下了這樣一個故事：
“工作旅程中，我曾訪問了一戶被艾滋病弄得家破人亡的家庭。本來老中青三代同堂，中間的一代，有六個兄弟姊妹。早年為了改善生活和孝順年老的父母而去賣血，結果六名子女全部染上艾滋病。我去訪問時大哥二哥已經因病去世，剩下的四個弟妹亦開始發病，時日無多。可憐老父不但不能享兒女福，還要天天以搬運磚頭來賺取微薄的工錢。白發人送黑發人，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六個孩子一個一個地死去，剩下一群孫子要老人家來照顧。……最近一次訪問這個家庭時，六個兄弟姐妹已死了五人，最後一個也奄奄一息。”
她還說：“艾滋病除了直接奪去生命外，還間接造成傷亡。……我曾經訪問過一個村莊，一個月之內便有五人自殺身亡，而自殺失敗被救回的更不計其數。”
要采訪和考察中國的艾滋病情況，河南當然是不能忽略的地方，2006年11月6日我從北京去到河南的省城鄭州。
還在北京時，就有一些從事艾滋病醫療防治的專家提醒我：你去河南采訪會非常困難，連我們醫生去都很難到達那些艾滋病村，高耀潔曾多次受到過警告，如果你執意要采訪，當地可以把你拘留起來。你最好按正規渠道走。
聽了他們的建議，到鄭州後我確實是按“正規渠道”走的，拿著介紹信去了宣傳部和衛生廳，並且按要求寫了采訪提綱，聲明我並沒有獵奇和聳人聽聞的意思，采訪的內容主要是近年來河南省對艾滋病毒傳播采取的防治措施和取得的成效，這方麵的“先進經驗”和“典型人物”，特別是落實國家“四免一關懷”政策的情況。但是，不管我怎麼說，表現得多麼“謙卑”，對方都顯得很為難，最後隻說了一句讓我“等通知” ……
這一等便是11天，每天打電話詢問都沒有結果。住在旅館裏天天隻有看電視台的肥皂劇，從這個台轉到那個台，這10多天看的電視劇超過了一年的總和……最後仍然什麼結果也沒有。萬般無奈之下隻得去了安徽和廣西。從廣西回來已是年底，打電話一問，仍然是“等通知” ……
對艾滋病的防治知識，我想與其說是向群眾普及，不如說應該向幹部特別領導幹部普及。雖然國家2006年頒布的《艾滋病防治條例》明確規定：“廣播、電視、報刊、互聯網等新聞媒體應當開展艾滋病防治的公益宣傳。”“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衛生主管部門應當加強艾滋病防治的宣傳教育工作，對有關部門、組織和個人開展艾滋病防治的宣傳教育工作提供技術支持。”但是仍然有一些地方諸侯——特別疫情比較嚴重的地方，置國家法令於不顧，對有關艾滋病的話題諱莫如深，總想采取駝鳥政策，隱瞞和蒙蔽。這到底是為了國家、為了人民還是為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