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艾滋病預防控製領域的首席專家邵一鳴2003年世界艾滋病日前夕在接受中央電視台采訪時曾指出，“由於我們還存在著監測上的一些薄弱環節”，現在掌握的資料和數據隻是“冰山一角”，“95％的傳染源我們根本就不知道。控製好的國家，多數的傳染源他們都是掌握的，也就是說他們的報告數字和估計數字之間隻有20％左右的差距，而我們是多少？我們是隻有5％掌握……” 這位專家鄭重指出：“我們國家正處在艾滋病真正大流行的前沿。”“政府對這個問題的選擇一直是寧可估高，不要估低這樣一個措施。”“艾滋病可以治，而且可以治得非常好。但我們絕不能再喪失亡羊補牢最後的機會。”
但是，接觸到艾滋病這個問題之初，在北京采訪期間，我也聽到一些專家有另外的說法。他們認為，中國人對艾滋病的恐懼是盲目跟風外國，根本不懂艾滋病是怎麼回事，外國人拿錢來改變領導們的觀點，中國人便人雲亦雲了。艾滋病在非洲造成了GDP下降、人均壽命縮短、勞動力短缺等嚴重後果，甚至危及民族的生存，而在中國根本不可能，直到現在，艾滋病造成的死亡率在中國的死亡人數中仍然隻占很小一部分，遠遠少於癌症等疾病。中國人的性行為也和非洲人有很大不同，沒有那麼頻繁的性行為。為什麼要把艾滋病危言聳聽地說得這麼嚴重呢？實際上是為了部門和少數人的利益。
這兩種說法哪一種更符合實際呢？
我在采訪和考察中接觸到的基層工作人員，特別那些奮戰在防艾第一線的工作人員，他們多數認為，目前我們確實處於遏製艾滋病蔓延的關鍵時期，如果真抓實幹就大有希望，如果敷衍塞責後果就不堪設想。從考察中的實際感受說來，我認為，現實存在的問題與其說我們在“危言聳聽”，不如說我們流行的仍然是“報喜不報憂”、搞“愚民政策”的“政績腐敗”。
中國最早發現艾滋病高發區的桂希恩教授，1999年6月在河南上蔡縣文樓村抽出11個血樣，發現10個感染了艾滋病毒，他震驚之餘向當地政府和衛生部門鄭重報告，並且表示在暑假期間可以帶一個醫療隊來，送衛生下鄉，但出乎意料之外，衛生局長竟不同意，並且毫不客氣地讓德高望重的教授吃了閉門羹：“你們不可以來，如果你們來我要幹預！”
回到武漢後，桂希恩在焦急中等待了兩個月，河南方麵沒有傳來任何消息。受到“醫生”職業良心和責任感的折磨，桂希恩利用休息日第二次去到文樓村，和學生們一起，兩天抽了140多個血樣，發現超過一半是陽性。這天上午他們看到村子裏死了一個人，抽完血樣後，有人告訴他旁邊的村子又死了一個，桂希恩想把出殯的情況照一張相留作資料，以後可以供教學之用，誰知死者的一個親戚——鄉長——來幹涉了，訓斥白發蒼蒼的桂希恩道：“你還是個教授，你懂不懂法律？你到這個地方來，為什麼不經過政府允許？”最後還毆打了他的學生……
小小一個局長和鄉長竟可以對教授和學生們如此作威作福，他倚仗的是什麼呢？
就是在這樣秘密而艱難的狀態下，桂希恩完成了對艾滋村疫情的初步調查。1999年10月中旬，他把自己的發現報告了當地政府，10月底又向中央主管領導寄交了調查報告。幸運的是，北京方麵很快有了回音，桂希恩被請到中國疾控中心詳細彙報情況，不久後，上級部門派遣工作組進駐疫情高發區。到這個時候，當地政府對桂希恩的態度才和緩了一些。（在中央電視台《麵對麵》節目播出了對桂希恩的采訪後，溫家寶總理在武漢視察工作期間，特意前往武漢大學中南醫院看望了桂希恩教授，並認為他做得對。）
繼桂希恩之後，高耀潔也去到了那些艾滋病高發的村莊，她曾在一天之內看到一個村裏有9戶艾滋病人出殯……漸漸地，上蔡、文樓、尉氏等艾滋病疫情比較嚴重的地方被外界知道了，而高耀潔在一些人的眼睛裏也變成了一個特別不受歡迎的人。麵對嚴重的疫情，有的官員還毫不臉紅地宣稱：“河南至今還未發現一例艾滋病患者！”一位攝影記者偷偷跑到尉氏縣拍照，有人竟找到高耀潔家，懷疑她與攝影記者“勾結”，並勒令她把膠卷要出來。有人指責高耀潔，河南的臉就被她給丟了，“安徽、湖北也有艾滋村，但那裏人聰明，不鬧，沒有高耀潔！”
這一切說明了什麼？
當然不僅河南如此，有的地方其做法似乎比河南更甚。本世紀初，陝西商洛地區非法采血造成的艾滋病流行，經記者趙世龍調查後，發表文章於《羊城晚報》和《南方周末》，引起時任總理的朱鎔基的重視，批示嚴查。陝西省有關領導也批示要徹底調查，但讓人感到寒心的是，他們不是徹底調查非法采血的不法分子，不是對艾滋病的流行采取遏製措施，而是要調查事情是如何泄密的。當時的3位省長和1位書記分別指示要以“泄密罪”查處記者，根據是《防疫法》，但事實上這個法中根本沒有列入艾滋病條目。記者被西安市公安局秘密傳訊，後經報社的據理力爭和省內外記者們的聲援和奔走，終因無法定罪才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