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防治條例》規定，艾滋病防治工作“建立政府組織領導、部門各負其責，全社會共同參與的機製”，但目前我國各部門協作的氛圍並沒有形成，往往是衛生部門單打獨鬥。除了機製上的缺陷以及其他部門對艾滋病這一“社會病”存在著認識上的偏頗外，衛生部門本身在認識上也並不全麵和深刻，有時還有一種“優越感”，常常以“保密”和“敏感”為借口，把別的部門拒之門外。
麵對艾滋病防治措施和文化觀念乃至法律發生衝突的情況，我國有關方麵進行了許多探索性、開創性的工作，中英合作項目被稱為“破冰之旅”即是例子。在國外，非政府組織和民間人士都是抗艾的主力軍。譬如性交易，世界上沒有多少國家承認性交易是合法的，但它又是艾滋病的重要傳播途徑之一，怎麼進行安全套推廣呢？便由非政府組織出麵。對美沙酮替代也是如此。但目前我國的非政府組織力量還十分微弱，也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它們實際上多是政府辦的，資金多依賴國際資助和個人捐贈，作用有限，而且由於沒有相關法規，各種非政府組織的力量也很難整合。
在西南一個艾滋病疫情比較嚴重的省裏，我去采訪省疾控中心一位主管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女科長。她很忙，我去時她正在處理一個重要的數據，於是我便和科裏一位小夥子交談起來，他坦率地告訴我：“我們這裏造成艾滋病流行的根源是貧困，不能用搞運動、搞突擊的方法解決，要紮紮實實地工作。目前防治的困難很多，全省的感染者估計比我們檢測出的人數多出一倍。十幾年來雖然一直在努力，但感染者並沒有減少，反而一直在上升。”
我接觸過很多疾控中心搞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女科長，她們多來自基層衛生部門，熱情、潑辣、能幹，但這位女科長卻秀麗、文雅而冷峻，30多歲的她，披著卷曲的長發，黑白條紋連衣裙，黑色薄外套，不施脂粉，是醫學院畢業的大學生。她的談話震動了我，下麵就是我的采訪筆記：
“全省對艾滋病進行了監測嗎？疫情控製得怎樣？”
“1992年世界衛生組織幫助我們建立了監測係統，進行哨點監測，省政府給了專項費用200萬元。疫情在吸毒者中發展得很快，共用針具引起的感染，最高的達70％，現在全省平均是20％。性亂人群中主要是通過性病患者傳播艾滋病毒，感染率已達2％左右，60％的縣區暗娼中發現了感染者。母嬰傳播也已經出現，孕產婦中的感染率有4個地州超過了1％。按國際標準，我們已經進入了廣泛流行的階段。現在全省16個地州的128個縣市發現了感染者，人數不斷增加，過去每年新發現200多例，但2005年一年就發現了1萬多例……有的州孤老、孤兒都不是個別現象。”
“為什麼疫情發展得這樣快呢？”
“這是一種行為病，有社會、經濟、文化各方麵的原因。隨著經濟的發展，吸毒人員每年都在增加，這是一個很大的群體。吸毒原因有家庭和同伴的影響，也因為我們這裏靠近毒品來源地‘金三角’。暗娼增加的原因也很多，有的出於好玩兒，有的出於貧窮，低檔的站樁雞多半是為了謀生，是最窮的。嫖客組成的人員很廣泛，甚至有十五六歲的未成年人就去找站樁雞的情況……”
“你認為到什麼時候疫情可以被基本控製呢？”
她皺起眉頭，苦笑道：“防艾工作越幹越頭疼，不知道100年後能不能控製住。”
“為什麼這樣悲觀？”我愕然了。
“我大學畢業後就到防疫站搞艾滋病，十幾年了。過去艾滋病沒人管，領導怕影響形象，根本不準說哪裏發現了疫情，當然更談不上采取什麼措施。2003年‘非典’以後有了變化，中國政府向國際承諾對艾滋病人和感染者要采取‘四免一關懷’政策，但是，我們省已經錯過了遏製艾滋病傳播最有利的時機，以致如今疫情愈演愈烈，已經很難控製。我希望別的地方不要和我們省一樣。”
“你感到壓力很大吧？”
“是的。過去我們科裏隻有五六個人，搞哨點監測，每年開一次總結會，12月1號艾滋病日搞搞宣傳，很輕鬆。現在工作很多了，特別從2004年以後，國家對防治艾滋病加大了力度，投資也增加了，2004年國家給了8000多萬元，2005年給了9000多萬元，省裏還每年給3千萬，監測的哨點從40多個增加到80個，工作非常緊張，每天都超負荷運轉。我們不但掌握了艾滋病的流行趨勢，而且設立了兩百多個自願谘詢檢測點，對128個縣都開展了行為幹預和同伴教育。去年僅我們自己的一個檢測點便對3000多人進行了檢測，今年僅上半年就已經檢測了1600多人，實驗室的工作人員每天從上班忙到下班，午飯都要找人代買……除了自己進行檢測，還要培訓基層的工作人員，可以說1年幹了5年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