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實踐中我們認識到，對艾滋病人不僅要治病，還要做大量的思想工作。有個小夥子父母雙亡，感染艾滋病後又感染了結核病，找到街道，街道給了些幫助，但力量太小，他又去找區政府，並且站在五樓的窗台上威脅要跳樓，110、119都出動了，好容易才說服了他並且把他送到了我們這裏。來醫院後，他的情緒仍然不穩定，幾次說要自殺。我們一麵替他治病，一麵做了許多思想工作，告訴他：‘艾滋病並不像你想象的那樣可怕，隻要及時治療，仍然可以工作，可以自食其力。’治療1個月後他出院了，現在在外麵經銷水果，到醫院拿藥時告訴我們，他已經可以自食其力了。
“有一個病人是靜脈吸毒感染艾滋病的，曾被強製戒毒，也被勞教過，又感染了結核，送到結核病院後認為不能救治了又轉到我們這裏。入院時已經昏迷，父母親賣了居住的房子，懇求我們一定要救救他。我對他的母親說：‘阿姨，請您給我3天到5天時間，我們一定想盡一切辦法救治他。’第四天他蘇醒過來，第五天退了燒，20多天後康複出院，他的父母親十分感謝，曾找媒體采訪我們。
“有一個病人是去廣東做生意染上毒癮的，離了婚，感染艾滋病毒後又感染了卡氏肺囊蟲肺炎，被勞教所轉到我們醫院。我和李大夫去給他診治，他60多歲的母親流著眼淚一下子就跪在我們的麵前，我們趕快扶起了她，她泣不成聲地說：‘我有四個女兒，就這一個兒子，請你們一定要救救他！’住院期間母親眼淚汪汪地守在跟前，眼神裏有期盼，也有悲傷和絕望……一個多月後病人病愈出院了，出院時他的老母親又要給醫務人員們下跪，被我們死死攔住了，後來他們給醫院送來了錦旗，上麵寫著‘醫德高尚，醫術精湛’幾個字……
“還有一個48歲的病人，已經是艾滋病晚期，自治區主席來醫院視察時，他主動要求作為病人代表和領導對話。座談時他說：‘我們曾經做過危害社會和國家的事，現在我們悔悟了，希望政府多關懷、幫助我們，讓我們能做一些對國家民族有利的事，並且延長自己的生命。’主席聽了後曾沉重地說，艾滋病這個問題如果不解決好，我們這個民族完了！後來他給我們撥了60萬元讓救助病人，但上級卻強迫我們把這些錢用來蓋大樓了！
“我們也有治不好的病人，我治療的100多人中，有15個死亡，昨天晚上就有個孩子死了，才12歲，是河南上蔡縣人……他家很窮，隻帶了400元錢來住院，我們這兒沒有門坎費，收下後盡量搶救，還輸了血，但仍然沒有挽回他的生命……”
年輕的牛醫生還告訴我，他們工資很低，他是2000年大學本科畢業的，已經晉升了主治醫師，但每月的工資才1100元。他已經考上了醫學院的研究生，很想去繼續深造，但因為“走不開”，隻好作罷。
皮膚白皙、語聲輕柔的女醫生古裏隻比牛醫生大一歲，是1998年從醫科大學畢業的，談到艾滋病治療，她的眼睛裏充滿了憂鬱，她說：
“我認識一位女孩兒，丈夫吸毒感染艾滋病後又傳播給她，她死了！她讓我明白了艾滋病就在我們身邊。現在我的丈夫在門診部治療艾滋病，我在住院部治療艾滋病，我們的孩子才5歲，我常常擔心，由於自己的疏忽——比如處理了病人忘了洗手等等，會不會把艾滋病帶給孩子……艾滋病人是沒有社會地位的，我們也沒有社會地位，家人都反對我們幹這個工作。病人在醫院裏和我們關係很好，但一出醫院就躲我們，朋友看見我認識那些人往往感到很詫異：‘你怎麼會認識這樣的人？’於是我們自己也變得自卑了。
“讓人痛心的是，許多病人都是年輕人，很多甚至還沒有結婚。他們的父母親總是哀求我們要救救孩子，但是社會上很多人歧視他們，說什麼‘這些人為什麼要治？應該讓他死！’ 甚至一些領導都這樣看。但是他們也是人，也有親人，如果不進行治療，他們會通過性行為或別的途徑把病毒傳播給一般人群，對社會的危害就更大了。”
女醫生希望能加強基層的醫療工作，她認為，對艾滋病患者的關愛應該社區化，發展社區服務機構，充實社區的醫療點，讓社區能正確指導感染者服用抗病毒藥及時進行治療……
這位女醫生的月收入隻有1000元，根本買不起住房。按規定，她本來可以再生一個孩子，但由於經濟困難放棄了。她坦言：“隻要能重新選擇，我不會選擇傳染病治療，更不會選擇艾滋病……”
我在這所醫院裏采訪了兩天，院長、醫生、護士都坦率地談出了許多困難和要求，也許是職業養成的習慣吧，他們並不像政府官員那樣支支吾吾，老說“官話”和“套話”，而是讓我了解了許多真實的情況。
醫務人員們紛紛指出，近年來國家在艾滋病的防治方麵製定了許多政策，但由於沒有具體的實施細則和配套措施，地方上常常隻把文件一轉發便算完事。一方麵社會歧視讓感染者不願暴露，另一方麵，就是暴露了也得不到真正的關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