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聯合國提出了艾滋病防治的“三個一”目標，即建立一個領導機構、一個防治規劃和一個督導評估體係。但到目前為止，我國的督導評估機製並未真正建立，於是便給那些搞“花架子”和弄虛作假者開了方便之門。中英防治艾滋病合作項目要求，每3個月要對服抗病毒藥的感染者進行一次回訪並進行記錄，但許多地方根本沒有落實這一工作。在西南某縣的疾控中心，我曾經親眼看到，項目快結束時，既無資料也無記錄，為了應付專家們的檢查，疾控中心布置了“突擊任務”，兩三天之內突擊填完兩年多的9次回訪記錄，這些靠弄虛作假搞出來的回訪記錄，當然失去了任何價值。
近年來，國際社會為我國的艾滋病防治提供了大量援助，我國的公共衛生政策自“非典”後也發生了顯著變化，政府已經加大了對疾病控製體係、傳染病防治體係、農村衛生體係的投入，對艾滋病的投入已經從2001年、2002年的1億元增加到2003年至2005年的3.9億元、8.1億元和7.01億元。抗艾年人均投入泰國是0.55美元，烏幹達為1.85美元，印度為0.17美元，和這些國家相比較，我國的投入仍然很低。但更重要的是，我國中央的投入沒有很好地與地方的“財政能力”掛鉤，對貧困地區沒有很好地傾斜，經費分配的“透明度” 差，存在著一些不合理的地方。以澳大利亞為例，他們的預防經費中40％以上用於高危行為人群，僅10％用於一般人群，其他便用於青少年、性病病人、醫務人員等，而我國卻把對一般人群進行宣傳教育放在首位，用過去“搞運動”的方法，大量的報表，各種總結和印刷精美的宣傳畫、小冊子，國內外滿天飛的參觀和考察，許多人坐在電腦麵前玩文字遊戲，對高危人群紮紮實實的幹預力度和救治力度卻遠遠不夠。張北川等教授已經建議，應該調整思路，把更多的經費用於幹預，確立幹預為主，一般宣傳教育為輔的觀念。
一些中央下達的項目資金往往要求地方配套，但貧困地區大多是吃飯財政，有的連工資都要國家轉移支付，“地方配套”往往成為一句空話，甚至中央撥的款很大一部分也被挪用，根本不可能落實到艾滋病防治上，為了應付上麵便常常弄虛作假。中央應該了解這種情況，但不知道為什麼，這虛假的“地方配套”一直沿用至今。以四川涼山州的國貧縣布拖、昭覺等地為例，雖然疫情十分嚴重，但每年落實到縣上的防治資金隻有幾十萬元，至今從事艾滋病工作的人員，每天的9元錢津貼一直沒有落實。安徽省國貧縣利辛為了對機會性感染的病人實行免費治療，不得不一再強迫全縣幹部職工捐款，而他們的工資並不高。
造假和說假不但已經成為官場中的通病，而且還被當成了“製勝法寶”。某省衛生廳疾控處副處長原先是位教授，在談到當地的艾滋病防治工作時曾痛心疾首地說：
“我是搞業務的，很難適應官場的這一套。現在說假話的人太多，10個人參加培訓可以報100個，下鄉兩次可以報10次……錢就這樣裝進自己的腰包。基層疾控部門有了房子、有了儀器，但卻沒有專業技術方麵的內行，防疫站多是縣領導的關係戶，素質差，根本不幹事也幹不了事，待遇又低，真正能幹事的來了又走了。兩萬人口的小縣，吃財政飯的可以占總人口的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層層盤剝後基層經費缺乏，最後隻能造假報假。有人曾揚言：‘我根本不用工作，可以讓彙報材料天衣無縫！’這個人後來竟被提升了，調到了省級機關……防治艾滋病我們是‘雷聲大雨點小’，吼叫得凶，但紮紮實實的工作做得少。”
某縣負責對“小姐”們進行宣傳教育的基層工作人員也反映了類似的問題：“防治艾滋少不了做假，有的鎮上報的全是假材料，說是重視，但開會時書記、縣長不來，請都請不來，有些單位來個副職，坐了半小時強調忙走了！一說經費大家眼睛發亮，說到工作漠不關心。有人甚至想把給‘小姐’們搞宣傳教育的經費都卡下來給自己的單位。”
連參加培訓有人也是走過場，北京地壇醫院在各地舉辦培訓班時，便經常遇到這樣的情況。有一次在廣州一位快退休的護士帶著丈夫來參加培訓，她理直氣壯地說：“醫院照顧我，讓我來，說我快退休了，讓我來看看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