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對人類生存狀態的思考
1938年，在武漢的抗戰文藝座談會上，蕭紅提出：“現在或未來，作家寫作的出發點就是對著人類的愚昧。”一個人被迫離開故鄉，無論是被驅逐還是自我放逐，都有著魂靈深處的慘痛，在情感態度上，有愛更有恨。故而落筆時，難免尖酸刻薄。而此時眼光是外麵文化侵染熏陶了的，故而看事物更能入木三分。蕭紅遠離故土多年，人在他鄉反而成為自己家鄉文化的代言人，她用筆為故鄉傳神寫照，人們通過她的作品了解黑土地上的呼蘭河城，認識東北獨特的民族風情和二十世紀初的中國鄉土社會，並為家鄉文化添加了一層世界向度。
有論者說，“《生死場》寫的是一件大事，這事大極了，大得超越了階級意識，超過了農民的覺醒與反抗，超越了30年代農村小說的表現領域。她寫的是曆史，是我們民族曆史的性格和命運，是我們民族大多數人眾幾千年來賴以生存的自然--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慘敗和悲劇。”我還要加上一句，她寫的是生命的低賤，原始蒙昧的動物一樣的生死輪回，生命沒有任何意義和價值。在這個獨特發現裏，蕭紅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審視和反思中國傳統文化和人類生存狀態的新視角。因為生存的極度艱難，生命就顯得輕若鴻毛，窘困中的人們一隻羊丟了會辛苦找上一天，非常傷心。而一個孩子死了，則仍舊做自己的事情。“農家無論是菜棵，或是一株茅草也要超過人的價值。”金枝媽每夜都要把痰令人惡心地吐在金枝臉上，女兒的痛苦和掙紮她都視而不見。而看見女兒無意中采下的青柿子後，立刻老虎一樣捕住她猛打一頓。王婆在大雪中剝走兒子的靴子，讓他踩著雪回家。生死場上，男性飽受饑寒困頓之苦，女性更添懷孕生育之刑罰，她們在生與死之間默默穿行。精神的荒蕪是蕭紅著筆最多的地方，麻麵婆似傻似癡，小團圓媳婦被折騰得快死了，還笑嗬嗬的，金枝對自己人生的風雨毫無抵抗，一再遭受困厄的原因並不僅僅是外在力量的強大，也在於自身的輕信、脆弱，對命運逆來順受，一再隱忍的結果就是被一點點吞噬掉了。施暴者與被虐者同是可悲憫的，無關乎道德、人性，隻是觀點不同，人生態度不同，便不遺餘力給予打壓，習俗、婆婆對兒媳的權威，使之根本不能反抗。趙園曾這樣論述：“蕭紅不止透過自己的荒涼感看荒涼人間演出著的生與死，也把這荒涼感寫進了人物深刻的人生迷惘裏。”他們被欺淩被殘害，他們也對環境不作任何反抗，而在回避中將就地活著，由此形成了不思進取的思維模式，共同造就了呼蘭河小城或中國的板滯閉塞、麻木死寂的文化態勢和生存態勢。
你看她的諷刺，溫和的，不經意的，但也刺得極深。“呼蘭河這地方的人，什麼都講結實、耐用，這膏藥這樣的耐用，實在是合乎這地方的人情。雖然是貼了半個月，手也還沒有好，但這膏藥總算是耐用，沒有白花錢。”這種可笑的耐用使手越腫越大，可又去買一貼去，買不起的還撿別人貼乏了的來貼。“到後來，那結果，誰曉得是怎樣呢，反正一塌糊塗去了吧。”不耐煩窮根究底，她原本也不是要捧出一個結果來，她隻是開玩笑一樣指出這地方人的可笑，人性的愚昧冥頑。這就是蕭紅筆下的故鄉，處於千年凝滯的蒙昧混沌狀態，人們在這樣荒蠻的生態環境裏動物般生死輪回，精神貧瘠。
而在自然中，蕭紅捕捉到了生命的新鮮、蓬勃與活力，認識到生命內在的力量與自由的本質，那些花、鳥、蟲、蝶都在陽光下舒展著生命的美麗和靈性。童年的後花園生活造就了蕭紅率真任性、蔑視規範的逆子性格。看看她在《呼蘭河傳》中對小團圓媳婦的婆婆近乎黑色幽默般的揶揄，就可了解她對那些樂於規範他人的人的極度厭憎。她在自然中找到了心靈的契合，在動植物身上領悟了人類生存狀態的悲哀，並以它們的自由狀態來關照自身和整個人類的被壓製被欺淩的生存困境，在這種觀照裏顯示出蕭紅的洞見和悲劇意識。
3、對自由的執著追求
小說創作與作者的生命體驗之間存在著深刻的同構關係，這是不言而喻的。趙園說：“蕭紅寫‘生’與‘死’，寫生命的被漠視，同時寫生命的頑強。蕭紅是寂寞的，卻也正是這寂寞的心，最能由人類生活也由大自然中領略生命感呢！一片天真地表達對於生命、對於生存的欣悅--其中也寓有作者本人對於‘生’的無限眷戀的，正是這個善寫‘人生荒涼感’的蕭紅，而由兩麵的結合中，才更見出蕭紅的深刻。”蕭紅一輩子都在為自由而奔波，經曆艱辛坎坷，而現實的困窘，物質的匱乏始終如影隨行。“檢視蕭紅一生，漂泊似乎是最醒目的內容----從1930年為了逃婚離開家鄉呼蘭河，直到1942年在香港病逝，蕭紅的足跡到過哈爾濱、北京、青島、上海、日本、武漢、臨汾、西安、重慶等地，不停息的腳步，追逐著對夢想不止的渴望，也在規避著如影隨形的苦難。”人生的折磨使她身心俱傷，也奠定了她作品中的寂寞和一生對溫暖和愛的苦苦追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