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進城和“我”出國成為同義語，都是要在陌生環境裏建設夢想，實現夢想，靠征服男人而打出一片天下。作品高妙在於把依娃·庇隆，嘎拉·達理，傑奎琳·肯尼迪，南希·裏根，黛安娜王妃等都拉了來，“這都是赤手空拳，僅靠自己做女人做出的成績，贏得了女人所要的整個天下。”“去征服一些偉大的雄心勃勃的男性，不靠身外的一技之長，甚至連姿色都不那麼要緊，她們憑的就是這一點：她們是女人。她時刻不忘這一點，不斷完善這一點，在這一點上做足功夫，使這一點的每一滴資源都得到徹底的開發利用，一本萬利的獲取。大手筆的女人不是去學男人的本事，同男人搶飯碗，最後把男人們弄到半失業而隻得向她們言和投降。最棒的女人是伺候著男人們去征戰而奪下的江山歸她們守。”“好好做女人”成為敘述中一個關鍵詞語，而所謂的做也隻不過是征服一個權勢男人從而使自己過上溫暖舒適的日子。這與千百年來傳統文化中男人視女人為花瓶，為欲望的對象並沒有本質的區別。但作者寫出了我內心的掙紮和屈辱，以此對這種預設的女性身份做出了質疑和批判。
終因“我”過不去內心設定的尊嚴那道關不肯再進一步而前功盡棄，沒有得到獎學金。最後“我”離開安德烈和裏昂，前去照顧中風失憶的劉先生，一個斷腸人陪著另一個斷腸人。
作品還提出了一個“犧牲”的主題，怎樣為所愛的人犧牲，這些犧牲有沒有價值。單薄瘦削、醉心於音樂的裏昂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梭羅式的自由主義者，隻為自己和藝術而活著，為了他的純粹的音樂，不願意進入社會體製內工作。當王阿花宣布自己懷孕時，裏昂第一反應是十分沮喪，認為王阿花將要徹底毀掉他和他的音樂，兩人發生了激烈的爭執，並在爭執過程中惡語相向，鋸子割傷了阿花的大腿和裏昂的手腕，在鮮血淋漓裏，兩人清醒過來，他們終於成為一對末路情侶。因為裏昂情願賣掉自己的一個腎，也不願意接受平庸的工作過世俗的生活，他要堅守自己無拘無束的生活方式。王阿花為了成全裏昂，做掉孩子，與海青同居。如果沒有真正的深愛彼此，是不會有這樣慘烈的犧牲的。“我”忍受FBI一次又一次的騷擾，丟了打工的工作，失去獎學金，一度困窘到無以為計，付不出房租水電，從物質到精神都幾乎崩潰，這是我對外交官的男朋友愛情的犧牲。而安德烈為了讓我不受騷擾，辭去了外交官的工作，靠翻譯文稿為生，是他對愛情的奉獻。劉先生為了菁妹的愛，40多年相思牽掛，一直到他患了癡呆症，他的腦海裏就隻有菁妹的那段時光了……
然而，我們又會發現，這個主題是不斷被質疑的，甚至被嘲弄。裏昂的犧牲在王阿花看來，“他荒誕到了凶殘的地步，還是凶殘到了荒誕的地步，我弄不清楚。但我絕不願意參與他對自己的摧殘，我絕不要做他對自己摧殘的理由。”也被他自己認為是不堪回首的痛處。而他對藝術的頂禮膜拜，對音樂的癡迷執著換來的卻是三餐不繼，生活困窘。這不是對他的犧牲的一個極大的嘲弄麼？劉先生四十餘年始終如一的愛著他的菁妹，想像他的菁妹是在槍彈逼迫下嫁給了李師長，卻不知菁妹給他和自己撒了個大謊，是菁妹在對利益的選擇中，選擇了李師長。將複雜而又漫長的人生經驗濃縮在劉先生失去記憶的那一段時間，尤其當這美好而又令人心涼的故事通過一個中風患病，對一切事物重新命名的時候，更使其具有某種親切又疏離的滄桑感和淒涼意味。作者似乎刻意指出，在金錢、物質至上的現代文明社會裏，“犧牲”既是一份昂貴的讓人難以消受的饋贈，又是一件不合時宜的奢侈品。
為此，作者設計了兩個場合，一個是當“我”去見男友安德烈時，戲劇性的辛辣對比。“我”為節省一頓飯錢從中午餓到第二天，並不惜以德行留下汙點的代價從書店偷了上課要用的教材。因為買不起。而安德烈手捧十元錢一支的玫瑰，帶她去吃昂貴的早餐，並告訴侍者“我”的各種飲食怪癖。之後讓勞拉陪“我”去買晚禮服以觀看優雅的芭蕾舞。忠實的勞拉幫“我”選購的衣服花光了我所有的錢。為了看完芭蕾舞之後還能繼續活下去，“我”讓阿書陪“我”退掉衣服，去另一個廉價商店買了一套極便宜並可以退還的衣服。誇富炫貴的芭蕾舞會場和擠得臭汗淋漓的廉價商店；在房東家為躲房租而賊一樣小心謹慎與優雅的早餐地點。畫出一條界線，一邊是“我”清貧的留學生生活，一邊是豐足、華麗和典雅的外交官夫人生活。分明是兩個階層的生活。
另一個場景是在安德烈、裏昂與我的一次早餐桌上，裏昂和安德烈有過一次極為激烈的衝突，這兩個都愛著“我”的男人唯一一次麵對麵。在裏昂看來，中產階級是美國個性消亡的鐵的證據，占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八十的中產階級是消滅真正藝術的大軍，是精神、文化的垃圾處理器。有多少無靈魂的音樂、繪畫都朝著這個巨大的機器傾倒，都會被消化、排出。這個巨大的機器可以改變藝術的原則，腐化包括海青、王阿花在內的藝術家，誘引他們去畫那些俗不可耐的人像、燈罩。他認為安德烈這樣的人把自己從早上九點到晚上五點的生命都早早的賣給別人。裏昂指責安德烈不懂得犧牲，任憑FBI折磨“我”的身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