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八歲那一年（一九三四年），因帶頭鬧學潮被學校開除，並被反動當局通輯從廣東逃亡北平（即今北京），路過上海。我是個窮學生，逃亡時家裏唯一的財產是養在床底下的一頭豬，父親把豬賣掉了給我作路費。我坐海輪到了上海，住進廣東東商人開設的廣泰來小旅館小旅館在熱鬧地區，小汽車一輛接著一輛，連過馬路都很困難。不要看我在中學帶頭鬧學潮，但在這繁華的上海，我不敢出門。我當時知道半殖民地中國的上海是冒險家的樂園，一怕被扒手光順，二怕認不得路回來，還是同船的一個複旦大學的學生，夜裏帶我到霓虹燈閃耀的大世界去開一個眼界。
當年，從廣東汕頭到天津大沾口沒有直開的海輪，要上海轉船。我在小旅館裏躲了幾天，然後才乘海輪出黃浦江。在江海之間，我回頭遙望那畸形繁榮的市區，以驚異的感情與大上海告別。這是我第一次接觸上海的情景。我初次踏上人生的征途，人海茫茫，哪裏是指引航向的燈塔？我感到迷惘。
第二次，是一是九四六年。那是抗戰畦利後的第二年我走過一段曲折的生道路，已經踏上中年。
我第二次到上海，住在北四川路底一帶的一家歇業的商店裏。鐵柵欄外的汽車、行人，鐵柵欄內的牆壁、床鋪，一目了然。我和豐村以及幾個同樣命運的人住在一起，我所占有的隻是用破磚頭支著木板的一張慶而已。
那時我已經是一個從事寫作十多年的作家了，但是身上隻有從估衣鋪裏買來的一套舊西裝，口袋裏經常沒有分文。為了糊口樓適咦介紹我到一所叫做儲能中學的學校去講小說作法每周幾個鍾頭，薪金有限。那學校在南京路先施公司後邊的小街陋巷裏。每次，我從北四川路底徒步到學校教書。
在上海，我實在混不下去，隻好離開。那年初秋，我到上海；同年深秋，我就離去，時間不過兩三個月，生活困苦，身世飄零，偌大的上海，卻沒有我落腳的地方。
一九四七年，我第三次到上海。
我這次到上海，和幾個年輕朋友同住在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即今山陰路）東照裏，那時，我純粹以寫作為生，經常在《文藝春秋》、《大公報》的《文藝》和《文彙報》的《筆會》等發表文章，換點稿費維持生活。東照裏井沒有一棵樹，但為了安慰自己，我卻把住處起名為綠滿樓。
綠滿樓時來嘉賓，許傑住在滬西，經常關心地來看我他腳穿布鞋，長褂飄然。和藹可親，有長者風度，艾住在浦東每次進上海市區，都要到綠滿樓來住幾天；艾蕪為人忠厚純樸我敬之如兄長。他睡我的床上，我睡地板。他雖是個老作家，譽滿全國卻一貧如洗。他的一顆假門牙鬆了用棉花塞不緊一吃飯就掉下求怛他沒有錢去鑲牙。已故王魯彥；的愛人覃英大姐也經常到綠滿樓來。她為人端莊正派，落落大萬安貧守誌，很重友情給了我不少教益相良好的影響，
當然我們都很窮我和幾個年輕明友住在一起，他們當中有固報道反饑餓反迫害學生也動而被迫離開報社的記者，有領不到欠薪的中學教員，有失業的小職員。我以一支筆賺來的一點稿費，常常成為大家的生活來源。我們請的-位女工名叫阿妹，心地善良，一次，我的稿費接濟不上，她偷偷地把她唯一的金戒指賣掉了，給我們買米買菜。
雖然我們生活在貧窮中，但精神卻是富有的，當年袁鷹在上海編報、教書，他有時拉我去給青年講文學創作，扶年輕人身上，我看到了祖國的未來和希望。同時，茅盾住在大陸新村，距離東照裏很近，我有時去看望他得到他的支持與鼓勵尤其是他的夫人孔德止大姐，敦厚、慈藹，經常給我以溫暖和照顧。有一次，我正碰上他家吃螃蟹，德止大姐知道我窮不容易吃到陽澄湖螃蟹，熱情地拉我入座，吃螃蟹功夫細，要有耐心，又要剝殼，又要剔肉，我怕麻煩。德止大姐就親手把蟹黃和蟹肉剔了一碟子，放上薑絲陳醋端給我解饞。
有一天戈寶權忽然通知我到原法租界的中共駐上海辦事處去。下午，西斜的陽光透過法國梧桐樹射進窗子裏。在舊仕會，上海給我的是貧窮、饑餓的流浪生活，但她本身是苦難的，被蹂躪的。我以一種特殊的感情同情她，愛她。這次我的到來，盡管時間短促，但我卻像個遊子投入了母親的懷抱，感到無限溫暖。
我一到來，很快就跑到北四川路底去看東照裏故居，樓台依然，綠滿樓在自己的想象中還留下一個美麗的幻影，而當年荒涼的虹口公園卻變得熱鬧了，那野草荒煙變成了亭台樓閣，花團錦簇。當年曾是富人的天堂、窮人的地獄的南京路，現在幾十裏長街變得寬敞明亮，氣象非凡……
在這短暫的幾天內每天早晚，我都情不自禁地站在衡山賓館高樓的樓窗前，看上海早晨的日出和夜晚的燈火。早晨，日出東海，把上海照耀得像一幅金絲銀線的織錦豔麗輝煌；夜晚，萬盞明燈輝映夜空，交織成圓光，像一顆巨大的夜明珠，光潔迷人。
我站在樓窗前，多少往事像大海風濤湧上心頭：撫昔思今，能不令我神馳！
原載《文彙報1980年10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