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此，金德爾伯格認為，長期來看，貨幣供應量應該固定不變，但在危機期間它應當是富有彈性的，因為良好的貨幣政策可以緩解經濟過熱和市場恐慌，也應該可以消除某些危機。其依據主要是對1720年、1873年和1882年的法國危機，以及1890年、1921年和1929年的危機的研究。這幾次危機中都沒有最後貸款人出現，而危機後的蕭條持續久遠。
金融危機的完整過程：首先在經濟的發展過程中，人們經過種種努力，終於抓住了新的利潤機會，並開始追求這一新的利潤，而在追求利潤的過程中，繁榮階段的過剩本質就會真正體現出來，這時，金融體係將經曆一個“痛苦”的階段，在這一階段，人們急於扭轉經濟擴張的過程，這一扭轉方式就像爆發了市場恐慌。在過熱階段，人們手中的錢都用來購買不動產或流動性較差的金融資產，沒有錢的人則借錢從事這一行為。但隨之而來的經濟恐慌階段正好與此相反，財富從不動產或金融資產轉向貨幣，或轉而償還債務，這種行為終於導致商品、房屋、土地股票和債券價格的崩潰，也就是說，任何成為經濟過熱的投資對象的東西，其價格都將崩潰。
我們觀察曆史上的金融危機，類似於上述過程的金融危機有30多次，基本上是10年出現一次。其獲取利潤的對象早年從硬幣到花卉到房地產或土地，近年則從債券到基金到股票乃至於衍生產品，舉凡能帶來利潤的，都是投資（投機）的對象。但這種投資要轉化成危機，還要經曆一個理性的非理性過程。
經濟過熱：誰是最後一個貸款人
小孩子喜歡玩一種扔爆竹的遊戲，但是，如果A小孩向B小孩腳下扔的是一個啞炮，B小孩揀起這個啞炮扔給了C小孩，C又扔給了D，依此類推，直至Y小孩扔給了Z，這個啞炮終於在Z的臉上炸開並炸瞎了Z的雙眼。這裏，A是遠因，Y是近因，中間還有從B到W的一係列連接點。那麼，誰該對這件事情負責呢？
這個小小的比喻可以看成是金融危機發展的一個過程，金融危機是在種種因素的傳遞累積中爆發的。那麼誰該對金融危機負責呢？
金融危機原因是投機行為和信用擴張，近因則是某些不起眼的偶然事件，如一次銀行破產、某個人的自殺、一次無關宏旨的爭吵、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的暴露或是拒絕為某些人貸款以及僅僅是看法的改變。這些事情使市場參與者喪失了信心，認為危機即將來臨，從而拋出一切可轉換為現金的東西諸如股票、債券、房地產、外彙和商業票據。當所有需要貨幣的人都找不到貨幣了，金融領域中的崩潰便會傳導到經濟中的各個方麵，導致總體經濟的下降，金融危機的來臨。
投機要成為一種“熱”，一般都要在貨幣和信貸擴張的助長下才能加速發展，有時候，正是貨幣和信貸的最初擴張，才促成了投機的狂潮。遠的如舉世皆知的鬱金香投機，就是當時的銀行通過發放私人信貸形成的；近的如1930年代大蕭條之前，紐約短期拆借市場擴張所促成的股票市場繁榮。事實上，在所有的從繁榮到危機的過程中，都有貨幣、或者是銀行信貸的影子，而且，貨幣的擴張也不是隨機的意外事件，而是一種係統的、內在的擴張。
那麼，問題就出來了：一旦啟動了信貸擴張，規定一個停止擴張的時點是否現實呢？並且，這能否通過自動法則完成呢？
對曆史事件進行類聚研究後可以看出，隻要當局穩定或控製一定數量的貨幣M，不管是控製貨幣的絕對量，還是根據既定趨勢控製貨幣的供應量，都會導致經濟更加過熱。這是因為：如果貨幣的定義以特定的流動資產形式被固定下來，並且經濟過熱後以該定義之外的新的方式將信貸“貨幣化”，那麼，雖然以舊的方式定義的貨幣不會增長，但其流通速度會加快；現代經濟中，人們很難確定各層次的貨幣供應量。因此，貨幣擴張不太可能通過貨幣穩定政策穩定下來，再推而廣之，貨幣還是會推動“熱”之更熱，危機還是不可避免。
從人類進入市場經濟以來，人類總是在不斷重複著同樣的錯誤，而且，這些錯誤的開頭，都是無可指責的理性的行為方向。
關於市場金融，各經濟學派分別持有不同觀點，而金德爾伯格教授在書中，就對各派觀點進行了詳盡的考察和評述。
貨幣主義者很樂觀，他們認為不可能存在導致不穩定的投機。理由是，投機者往往在價格上漲時買進、下跌時售出，由於其高買低賣，必將導致虧損，因此他們很難生存下去。而金德爾伯格認為，投機與貪婪是形成欺詐的人性基礎，從精神病學的角度來看，欺詐者與受害者的關係是一種被捆綁在一起相互滿足並相互依賴的共生關係。欺詐是由需求決定的，它遵循著凱恩斯的需求決定供給的法則，而非薩伊的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的理論。在經濟繁榮時期，財富被不斷創造出來，人們的貪婪欲望也隨之增大，欺詐者便應運而生。這種狀況就像很多綿羊等著人們來剪毛一樣，欺詐者一旦出現，它們就獻出自己作為犧牲品。畢竟，沒有什麼事比眼看著一個朋友變富更困擾人們的頭腦與判斷力了。
眾所周知，在經濟過熱與市場恐慌中，貨幣因素十分重要。芝加哥學派認為，當局總是愚蠢的，而市場總是聰明的，隻有當貨幣供應量穩定在固定水平或以固定增長率增加時，才能避免經濟過熱和市場恐慌。然而，現實的悖論是，銀行家隻把錢借給不想借錢的人。當發生經濟崩潰時，銀行體係必然受到衝擊，除了貨幣數量的變動外，將導致銀行對信貸進行配額控製，這勢必造成某些資本運行環節當中的信用驟停和流動性衰竭。
盡管如此，著名貨幣學派理論家歐文斯通堅決反對在危機時擴大貨幣供給，而赫伯特？斯潘塞的表述更為尖銳：“保護人類免嚐愚蠢行為的苦果，其結果隻會讓全世界都變得愚蠢。”
長期來看，貨幣供應量應該固定不變，但在危機期間它應當是富有彈性的，因為良好的貨幣政策可以緩解經濟過熱和市場恐慌，也應該可以消除某些危機。其依據主要是對1720年、1873年和1882年的法國危機，以及1890年、1921年和1929年的危機的研究。這幾次危機中都沒有最後貸款人出現，而危機後的蕭條持續久遠。
但是，將這種觀點簡單理解為設立一個最後貸款人也是膚淺的。如果市場知道它會得到最後貸款人的支持，就會在下一輪經濟高漲時期，較少甚至不願承擔保障貨幣與資本市場有效運作的責任，最後貸款人的公共產品性會導致市場延遲采取基本的糾正措施、弱化激勵作用、喪失自我依賴性。因此應該由一個“中央銀行”提供有彈性的貨幣，但是，責任究竟落在誰的肩上還不確定。這種不確定性如果不使市場迷失方向的話是有好處的，因為它向市場傳遞了一個不確定的信息，使市場在這個問題上不得不更多地依靠自救。適度的不確定性，但不能太多，有利於市場建立自我獨立性。
這也就產生了兩類投機者的問題，即內部人和外部人的問題。一般來說，內部人往往采用投機手段驅使價格不斷上漲，並在價格最高點將投機物品出售給外部人，從而導致了市場的不穩定。而外部人則在價格最高點購進商品，又在內部人采取措施使市場價格下跌時在穀底賣出商品。外部人的損失等於內部人的收益，市場整體沒有變化。
一般情況下，每一個具有不穩定性的投機者，必有另一個具有穩定性的投機者與之對應，反之亦然。但職業性的內部人一開始通過加速價格的上升及下跌來擾亂市場，而高買低賣的業餘外部人與投機熱的犧牲者相比，對價格的操縱能力較低，前者隻是在投機的後期才影響到後者。損失以後，他們又回到其正常的工作中，繼續儲蓄以備另一次賭博。
另一個有關高買低賣、具有不穩定性的外部投機者的例子是依薩克？牛頓（Isaac Newton）具有啟迪意義的曆史故事。作為一個偉大的科學家，他應該是理性的。1720年春，他寫道：“我可以計算天體的運動，但無法計算人類的瘋狂。”因此，他於4月20日出售了持有的南海公司股票，獲得了100%的高額利潤，約為7000英鎊。不幸的是，進一步的衝動隨即又抓住了他，受那一年春季和夏季風靡全球的投機熱傳染，他在市場最高點時買入了更多的股票，最後損失了20000英鎊。許多經曆過這類災難的人都有這種非理性的習慣，最終他將這段經曆拋諸腦後，在其一生餘下的時間裏，他甚至不能再聽到南海之名。
但是，即使每一個參與者的行為看起來都是理性的，各個階段的投機或是內部人和外部人的投機仍可能導致經濟的瘋狂擴張和恐慌。這就是所謂的組成謬誤，即總體與各部分之和不等。每個人的行動都是理性的——或應當是理性的，但並不等於其他人以同樣的方式行動。如果某人行動十分迅速，先於他人買進並賣出，他可能會做得很好，就像內部人所做的那樣，即使這個時候總體的情況看起來很糟。超過資本實際價值的任何增長都僅僅是想象中的事情；不管普通算術如何延伸，1加1永遠都不會等於3個半，結果，任何虛擬價值都將是某些人或另一些人的損失。對此，唯一的阻止辦法是及早出售，讓魔鬼抓住最後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