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角七號”的隱喻
“海角七號”在片中是一個曆史名詞，現實中已不複存在，因而它更像是導演有意設置的一個有深厚內涵的隱喻。就語義層麵而言，海角與天涯相對，指向邊緣，有被遺忘被忽略之意。
在導演編劇的初始，一定有一種悲涼和憤懣流淌在心中，他借阿嘉之口說：“我奮鬥了十五年，還是一樣的不成功，可是我真的不差。”影片之初幾乎所有人都鬱鬱不得誌，處於邊緣狀態。阿嘉曾背井離鄉15年，在台北苦苦打拚，一句“我操你媽的台北”道盡辛酸和苦累。回到家鄉的阿嘉一天到晚在床上度日，無聊無奈。“年輕人好手好腳沒有工作很悲哀啊。”茂伯摔斷腿後，阿嘉接替他去送信，卻極不稱職。遲到，還跟同樣心情鬱悶的勞馬打了一架，弄壞摩托車，垂頭喪氣回到懊熱的小屋，無聊中拆開了那封預備退回的信，也就讀到了令人回腸蕩氣的七封情書。在阿嘉身上，也藏著導演魏德聖的影子。從台南縣出來的他，也曾是台北這個大城市眾多外來失業青年之一。那時，他每天騎著摩托車到台灣大學附近的35元咖啡店，窩在角落裏寫劇本，並在《中國時報》上發表“小導演失業日記”。美貌的友子原本是模特，卻因東方美不流行連走秀的機會都沒有，成了其他模特的保姆兼翻譯，她也是滿腹委屈與怨憤。日籍老師的愛情原本就很邊緣，他愛上的是自己的學生。就像日籍老師和友子愛情故事的輪回和新生，阿嘉和友子因郵件走到一起。
影片中其他人的情感也處在海角邊緣狀態。勞馬的妻子離他而去，而他戴著淚痕之珠，守候對妻子的深情。水蛭愛著有夫之婦，明知無力變成現實，還是甘心情願守著他的“青蛙理論”。明珠為愛所傷，在飯店當一名清潔工。她對人冷漠，酷愛抽煙。她的女兒大大有一雙天不怕地不怕的眼睛，性格叛逆。這些年輕人無論事業還是愛情都處於挫敗狀態。如果沒有奇跡發生，他們的生活將一成不變地灰敗下去。他們是被遺忘的邊緣人群，是恒春的海角。
恒春是台灣的海角。這不是一部社會問題的電影，但影片以宏闊而又精細的筆墨寫出了人類在現代社會與文化的困窘處境。諸多社會問題症候式的顯露成為影片蜻蜓點水但又寸鐵殺人的震撼。恒春是一個海邊小鎮，1995年旨在弘揚本土原創音樂的春天的呐喊音樂會在這裏舉辦，但是“我們在地人有什麼享受？在台下跟著吱吱叫，最大的福利就是撿垃圾。”飯店經理說：“現在時代在進步，要有那國際觀念，要有地球村的觀念。”代表主席針鋒相對地回答：“什麼地球村？你們外地人來我們這裏開酒店，做經理。土地要BOT，山也要BOT，連海也要給我BOT，哼，我們在地人呢？都出外當人家夥計。這像是住同一顆地球上麼？”本土的資源被侵占，就像片尾曲所唱的那樣，“那兒風光明媚，溫暖的陽光湛藍的海水”。但是“有錢人連海都買去了，卻不留一點給我們。”因此，這也是一首悲哀的鄉土戀歌。
這不僅僅是對外地人的盲目排斥，而是對文化殖民的憤怒抗議。飯店經理花大價錢請外來的模特做整體行銷，而條件很好的友子沒有機會走秀。日本的歌手受到熱烈追捧，而本地的樂團主唱潦倒到困獸一樣守在家裏。外地人在這裏淘金，本地年輕人卻背井離鄉，到大都市尋找夢想。“我是代表會主席，身高170，體重75，今年60歲。我最大的興趣就是吵架，打架，殺人，放火，而我最大的心願，就是把整個恒春縱火燒掉，然後把所有年輕人，重新叫回家鄉，重新建造。自己做老板，別出外給人當夥計。”
馬拉桑的真名湮沒無聞，倒是他推銷的產品成為他的代名詞。他無時無刻不在推銷他的米酒，利用一切可能的時機，謙恭、禮貌、熱情、周到，工蟻一樣忙碌，嘴不停，手不停，腳不停，從手捧幾瓶樣酒到終於使他的米酒攤占據顯眼的一席之地，終於賣出第一個六十瓶，終於讓樂隊成員都穿上印有馬拉桑的隊服，這個人看似搞笑，實則有著極為可敬可嘉的成分。他是本土台灣人的象征，生活得很勤懇，很認真，很現代，也很會尋找快樂。奮鬥的代名詞，執著地為夢想而辛苦打拚，很顯然，他將贏得他夢想中的一切，愛情、財富。
執著，是影片所要傳達的最積極的意義。阿嘉的繼父洪國榮執著地要求飯店經理在演唱會上留給本地人的節目，不達目的誓不罷休。水蛭執著地愛著有三個孩子的有夫之婦老板娘，在遭到批評時，甚至搬出他的青蛙理論：一隻母青蛙背上趴著兩三隻青蛙，那青蛙之間沒有爭吵，人為什麼要計較一男一女或者兩男一女的事情呢？茂伯執著地愛著他的月琴，稱自己為國寶，堅持要上台表演，哪怕隻是當一個鈴鼓手，最後他仍將月琴帶上舞台並表演成功。其餘人等，勞馬對離去妻子的執著思念。阿嘉摔碎在大都市的音樂夢想卻在偏遠小鎮複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