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被官方認定為違法分子的人，無疑是天堂縣眾多遭受豐收之災的農民中為自己權力抗爭的英雄，他們的行為無疑可以與《紅旗譜》中朱老忠一類人物媲美。然而尷尬或者說詭異就在於，他們不是生活在黑暗的舊社會，所以小說中別具隻眼地寫出了這樣一個細節：“他恍惚聽到了瞎子張扣那激動人心的，淒涼的歌唱聲：說話間到了民國十年/天堂縣出了熱血男/憑空裏打起紅旗一杆/領著咱爺們抗糧抗捐/縣太爺領兵圍了高潼，抓住了高大義要把頭斬，高大義挺胸膛雙眼如電，共產黨像韭菜割殺不完。他（高羊）肚子裏一陣熱，雙腿上有了些力氣，嘴唇哆嗦著，心裏竟生出一種奇怪的念頭，妄想喊句口號。一側臉，正碰上警察大簷帽上那鮮紅的國徽，立刻感到又羞又愧，急忙低了頭，平端著雙手跟著警察往前走。”他們或許行為有些過激，但果真罪當被罰並關入監獄嗎？“老百姓滿腹冤恨不敢說話，一開口就給咱戳上電棍”，隨著張扣被殺或說莫名其妙地死去，天堂蒜薹事件的民間聲音徹底消滅。與朱老忠、梁三老漢、白毛女等不同的是，同樣是被損害被壓迫被欺淩的對象，前者寄寓深厚的同情，並許給他們或他們的子女光明的未來，而高羊、丁莊的人們，受活莊的人們卻要麵對黑沉沉的明天。
以“反官僚主義”之名撤縣長等人職，而以“法製”的名義裁決高羊、高馬等人的罪，遮蔽了更多更為尖銳的現實問題，實際上本末倒置，對同一事件中有罪的人采取了不同裁決標準，訓誡大惡，嚴懲小惡，更何況那些官員很快又官複原職，異地棲身去了。順便一提，小說中農民的名字頗可玩味：高羊、高馬、馬臉青年，都帶有馴善的動物特征，強化其被宰割的命運。而瀆職官員名為仲為民、紀南城，則與怎為民、紀（法紀）難成諧音，帶有傳統小說諷刺特征，以諧音暗示其命運，如《紅樓夢》中人名。
莫言另一部頗具盛名的作品《生死疲勞》，以傳統評書的章回小說結構來反映中國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鄉村生活及人物命運變遷，被鎮壓的地主西門鬧的六世輪回或驢或牛或豬或畸形兒，都以“我”之眼觀看留存人世的妻妾子女在曆次政治運動中的遭遇，的確展示了莫言天馬行空的想象能力和對生活的獨到認識，但這部作品從藝術成就和反映現實的深度而言，遠遜於《天堂蒜薹之歌》。究其原因，《生死疲勞》中，莫言過於沉醉於自己飛揚的想象，陶醉於超現實的寫作，而使作品飛離了地麵。人物形象也因此變得單薄蒼白，不過這一缺點可視為莫言所有作品共通的缺點，他塑造的所有人物幾乎都是平麵的，雖然也有大段大段的心理刻畫，但是人物的豐富複雜，人性的莫測並不僅限於此。無論《紅高粱》中的我爺、我奶，還是《天堂蒜薹之歌》高羊、高馬都是性格單一的一麵，或者說莫言小說就是以故事取勝，而非以人物見長。
陳應鬆是近幾年聲名鵲起的鄉土敘事作家，他的神農架係列得到了評論家的高度關注，而他對那些匍匐於困窘中的鄉民的關懷更是得到了讀者的褒揚。他幾近沉痛地追問，曾經覆蓋鄉土大地的“善”到哪裏去了？為什麼人性中的惡如此泛濫？用什麼來拯救這些在物質和精神雙重窘困中的鄉民？
小說《雲彩擦過懸崖》中一個人的山林，一個人的神農架，一個人對深山的濃烈深愛。“我”--蘇寶良在神農架最頂端神農頂當守林員，一守就是三十年，小說以第一人稱展開敘事，我的感受和回憶鋪展開來，寫得極富詩意和激情。山中條件極為艱苦，缺水，得到幾裏外挑水；有野獸，蘇保良的女兒就是被狼咬死；孤獨，方圓幾十裏外無人煙，他隻能與自己與山林對話。他因長期不回家，夫妻感情極其淡薄，而長期居住山林，他也已經把群山、樹木、草甸、鳥獸當成了自己的親人，小說中寫他與金絲猴、熊爭搶扳竹筍一節寫得極為風趣，也寫出了他與山中其他動物和諧生存的現實。“看哪，雲彩一朵朵地擦過懸崖，就像人擦過歲月，生命擦過世界。這動人的雲彩，它們被懸崖撕碎了，永遠站在那兒的是山岡，你和我，嶙峋支撐的骨頭。”
《望糧山》裏人們的生存是什麼樣的生存？守著幾畝薄田，風也欺負，雨也欺淩，冰雹雷電幹旱雜草全都跟他們過不去。極為艱窘的生存裏，男人欺負女人，餘大滾子之類的男人打女人是往死裏打，王連山打金菊（餘大滾子的女兒）有過之而無不及，動不動就把兩隻胳膊給卸下來了。而這些男人除了打女人，在生活中並無用處，餘大滾子五十歲就守著他的香柏木棺材等死，王連山好賭，為了賭資經常帶著鄉人到山中盜伐樹木，竟然因能以此給鄉人帶來一些收入而得到鄉人敬佩。在這種困窘的生存中，生命是不值錢的，金貴被槍打後，他的父親寬容地對小滿說，人有兩個時辰是獸，所以不算誤傷，醫藥費一人一半。康保被蛇咬後不思救治，要與王連山賭博，贏取他家的香柏木棺材。王連山等人在山中伐木被惡劣的天氣凍死，都被視為生命中的常態，苦難依然渾然不覺。正如書中一首山歌所唱：“鋤頭兩隻角，薅草要過腳，吃的豬狗食，做的牛馬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