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桑的形象也因此升華，她不再是小說開頭所描述的那個溫吞吞的有點呆傻沒有腦子的妓女，而是一個內心豐富細膩，感知極為敏銳的靈性女子，她以自己獨特的堅韌穿越了苦難，成為熠熠生輝的個性女子。
這與文中的“我”形成極為鮮明的對比，這個“我”經常會以敘事者的身份出現在敘述中，以將“我”的時代與扶桑的時代相互印證，比如文中“我”說：“我告訴你，正是這個少年對於你的這份天堂般的情分使我決定了寫你扶桑的故事。這情分在我的時代早已不存在。我們講到愛情時腦子裏是一大堆別的東西，比如綠卡，就業，白領藍領，HONDA或者BMW。我們講到愛情時都做了一個對方看不見的鬼臉。”“我”與“你”的對話反思體，兩個東方女人之間隔著一個世紀的心靈交流，靈魂的相互洞察與理解。寫字匠與妓女，作者並不認為哪種職業更高尚，這種寫作既有西方眾生平等的觀念，也有道家哲學中世間萬物皆與我同一的思想。
應該說她是非常矛盾的，常常把自己置身於一種悖論之中，在發現西方文明的病症時，體察到了東方傳統文化的深厚魅力；而依戀於東方傳統文化時，又非常失落於它根深蒂固的陳腐和惰性因素，甚至能通過作品感受到強烈的焦慮和猶疑。
失重的文化身份
作為新移民作家，嚴歌苓一直非常關注並投入了極大的激情描寫移居美國的華人的生活狀態和精神狀態，其中相當頻繁地出現了移民的生存狀態、移民心情和移民形象。尤其是剛剛進入陌生國度陌生城市的孤獨感、飄零感、被排斥感，渴望融進那座城市卻處處受阻，因自己的貧窮、格格不入而自卑、尷尬的異己感。嚴歌苓曾在一篇文章裏這樣說：“文學是苦悶的一種生態，最起碼不是消極的生態。可想而知，美國的生活離我曾設想的青燈一盞，紅樓一卷的清高生活相差十萬八千裏了，於是苦悶也別是一般滋味。我近年來潛心研究了近百萬字的華人移民史，發現自己或多或少與這五代移民有著相似的心情與苦悶。移民的故事是不應該被忽略的，有一日它終將形成大氣候，形成移民文學。”
《無出路咖啡館》中的“我”認為自己是一個入侵的另類，“我瞟著大樓陰影中一張張忍受著我的麵孔，全靠他們的忍受，我才得以在此地幸存。”一種強烈的異己感。這個“我”有作者本人的影子。她曾在訪談中承認，《無出路咖啡館》中的“我”就是她自己的一段生活經曆，也更多地摻雜了別的女性的生活和經曆。她們在海外更多遭遇的是經濟困境，因為她們是華人留學生，沒有身份，隻能非法打工，從事最底層的服務行業，為一日三餐而勞碌奔波。《無出路咖啡館》中“我”這個大齡女留學生總是掙紮在生存邊緣，為房租、水電、一日三餐和求學夢想而極度疲憊地奔波。她很想把這一切都處理好，能讀好書拿到全額獎學金，能準時付清房租博得善良房東的好感，和自己所愛的外交官男友順利走向婚姻等。但是一切不在她的掌控之中。因為她來自一個共產黨國家，有一段從軍的經曆和一個高官父親而受到FBI的追蹤和長期審查。她因此失去了賴以生存的餐館打工的工作，接著不能再在房東家住下去而與幾個赤貧的畫家合租沒有暖氣的房子，失去了獎學金，最後也失去了愛情。小說中“我”所能承載的壓力幾乎到了極限，生存的，心理的，而這一切都是因為她被當成了一個外來的危險的入侵者。
而她所描寫的其他移民生活也大抵如此，比如畫家海青和他的同伴們。海青、裏昂、王阿花雖然快樂但是異常貧窮的生活：結婚隻能買兩塊錢的戒指，生了病隻能去態度惡劣的貧民醫院，他們窮得十分徹底，他們沒有合法身份，因此隻能打黑工。或者替醫藥公司或醫科大學做藥物試驗，萬一藥物不對就是性命一條，海青作麻醉試驗，舌頭有半邊失去了知覺；替公司畫燈罩；為畫廊做畫框；在華人餐館做服務員；在漁行殺魚等。在這裏透露出的移民的艱辛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