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初看作品，讀者很有可能將它與納博科夫的《洛麗塔》聯係起來。但是賀叔叔與“我”的關係並不是《洛麗塔》式的肉欲沉迷。在《洛麗塔》裏，納博科夫有意將一切社會化場景從小說中抽離出來，而讓主人公心靈化低語集中到一個成年男人對一個小妖精似的未成年少女的變態迷戀和肉體沉淪，不管納博科夫用怎樣華麗的語言表達了亨伯特的愛與懺悔，也無法改變作品中的陰暗本質，洛麗塔隻是一個符號化的美少女，僅僅作為性存在，作為肉欲的承載者，是男性欲望化的自然物體，缺乏內心語言的呈現。
而《人寰》描寫“我”從六歲開始長達幾十年的的一段無望的愛戀，帶著崇拜的沒有任何功利色彩的少女夢幻式的情感體驗。“我”從六歲開始就是有內心的，作品就是以“我”為敘事者的視角展開的，六歲的小女孩與英俊朝氣的叔叔不期而遇，那份看到靈魂深處的心靈溝通似乎帶了當事人多年的成長經驗和穎悟的。有一個巨大的張力空間，是沒有“性”的性，是一個成長中的女孩對比自己年長二十多歲的成熟男性的向往和愛慕。青春女孩順著自己的生命軌跡順理成章的長大，戀愛，結婚，出國，離叔叔越來越遠。然而這份雙方心知肚明的柏拉圖式的愛一直守候在他們身邊，哪怕叔叔用友情剝削爸爸，用爸爸心血寫成的小說去沽名釣譽。後來叔叔老得隻能用拐杖走路，這份愛依然古怪畸形的存在著。這種愛慕因為現實條件的不許可而蒙上了一層憂傷的薄霧，而變得朦朧美好，純屬心靈的精神的。二人之間糾葛多年的這一份搖擺在期待與逃逸，挑逗與抑製之間的情愫，甚至影響了“我”的人生和性愛取向。
“我”的父親與賀叔叔的交往是敘事的主線，“我”與賀叔叔的奇特的情感糾葛是輔線或者說虛線。賀叔叔是從部隊轉業到父親所在城市主持宣傳工作的，粗通文墨，曾以自身經曆寫作過短篇小說《紫槐》而成為作家。那個時代有很多這樣的一本書作家。但是賀叔叔不僅僅想成為一本書作家，他渴望更大的文名，於是他利用了父親。父親的家庭出身不好，還經常寫作一些雜文，這些都使他在反右鬥爭時處於極為危險的處境。負責審查作家政治態度的賀叔叔保護了父親，使他免於被戴上右派帽子，免於全家被流放。出於傳統知識分子性格中的知恩圖報，父親主動提出幫助賀叔叔寫作。他並不是敷衍了事，而是極盡心血和才華用四年的時間寫作了一部百萬字的巨著，雖然沒有明言，兩人實際上在等價交換，那就是賀叔叔利用他的權力給予父親一家政治上的安全保障，父親成為賀叔叔的文字苦力，為他捉刀代筆，以手中的筆保護了家和年幼的女兒。這在賀叔叔看來理所當然，是付出後得到的回報。然而父親的心變得極苦，既有報恩的想法，又有不平和怨氣，於是在文革中賀叔叔的批鬥會上，“從來沒打過人，恨暴力，恨人與人，動物與動物間的暴烈接觸，認為沒有比它更低級的交流”的父親出其不意打了賀叔叔一個幹脆漂亮的耳光，他是為這份屈辱的勞役而打的，但是在那個特殊境遇裏，人人都認為他是為了自己撇清關係。這使得二人之間的關係更加微妙和意味深長。這個耳光使父親看到了自己人格中的卑劣。而更嚴重的是，這一記耳光使得賀叔叔處境惡化，他因此坐了三年牢，被打斷一根手指，後來又被發配到貧瘠的出生地給看瓜人當下手，吃盡苦頭，受盡折磨。這使得父親後半生艱辛地活在愧疚裏。文革結束後，他又開始為賀叔叔寫作，這一次是為了贖罪。“他若沒有這個機會來贖回那一記耳光，他不可能去寧靜地死。他心中那罪與罰的概念純樸，孩子氣到了極點。他的良知也簡單、脆弱到了極點。”
如果僅僅指責或討伐一個賀一騎那樣的掠奪者，這個故事就太單純了，沒有多少好看。賀一騎在作品裏有非常複雜而深刻的意蘊。他是革命知識分子的形象，堅定、快樂、光明。你不能不佩服嚴歌苓刻畫人物的準確，寥寥幾筆就呼之欲出了。僅僅一個照麵就把賀叔叔與爸爸的不同境遇，心理狀態全都描畫了出來。賀叔叔從門前柵欄上一躍而過的輕盈速捷被解釋為一個符號，“逾越、冒犯、侵入。”他在打扮上帶著那個時代的典型特征，“留一個清爽的發式，一個總存積三兩日胡茬的下巴，哪裏都顯得堅定、快樂。”簡樸、清爽，爽朗的笑聲，從柵欄一躍而過的動作。對體嗅的精心處理，意氣風發的精神狀態，洋溢出的發自內心的快樂等，顯示出的是一個新解放群體的風姿。“一個有權力有名望因而顯得極其有力量的男人。”力量來自於他能決定別人的政治生命。
賀叔叔從小乞討百家飯長大，十四歲參加革命，十八歲開始掃盲，二十歲寫作出名成了小說家，不識字時編寫的打油詩印成抗日代表作給印到小學課本裏，唯一親筆動手寫的是自傳體小說《紫槐》。他的傳奇經曆使他成為新中國建立後新的審美標準的模板。他並不是一個壞人，隻是一個精明世故通曉權術之人。而父親剛好相反，是個天真之人。賀叔叔不是君子，他施恩是要圖回報的，把一切都看作交易。打了賀叔叔的爸爸在兩年後也被揪出來發配到“五·七”幹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