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之命如一人之命。一人之命在元氣，一國之命在人心。在皇權專製政治下，民眾最希冀官吏具有虛堂懸鏡、鐵麵無私、惟才是舉、脂膏不潤等品行。在百姓看來，作為華夏第一神的關聖，隻有比具備這些品行的官吏遠勝一籌，才能成為惡人的審判官，好人的保護神。文人們雖在藝術上對關羽的人格有著多側麵的塑造，但百姓仍覺有“遺珠之憾”。於是，便又杜撰出若幹關聖清正廉明的故事，進一步給關聖這尊道德雕像，描金繪彩。
關羽讓“馬童掛帥”的傳說，在荊楚久播不衰：關羽督荊時，雖年愈五十，卻仍有聞雞起舞的習慣。一日清晨，關羽在拍馬山演兵場舞刀，見有人在場上騎著一匹紅馬來回馳騁，定睛一看，原是關興的馬童在練騎術。關羽連觀數晨，馬童天天如斯，而此時的關興卻仍在軍營齁齁大睡。不久，關羽再攻樊城，校兵點將時，關興威風凜凜地騎於紅馬之上，恭候父親點其領兵掛帥，而關羽卻令關興下馬，命馬童上馬。馬童率兵攻下樊城返荊時，關羽出城六十裏，在一橋邊擺酒設宴，親為掛帥的馬童接風洗塵……
呼朋引類、沆瀣一氣，任人惟親、以售其奸，向為官場最大的腐敗。關公讓馬童掛帥之一舉，足可讓關羽的官德光風霽月！
在荊州，還留傳著一則“關羽怒斬關平”的故事：荊州城外的二賢莊，有一王姓人家，孫子王鵬與祖母相依為命。一日，祖孫倆到寺院進香，歸家途中，王鵬被一疾馳的戰馬踩死。王鵬之祖母告至縣衙，縣官見狀告的是關平，不敢審理。老人出得縣衙，正欲自盡，卻被關羽一部將救起，領至關府。關羽聽罷老人來由，不容分說，即令人抓得關平，綁赴法場問斬。關平在王鵬遇難時，並未騎馬出行，知定是關興所為，便甘願替弟頂罪。張飛之子張苞得知此情，便央求王鵬之祖母刀下救人。老人情懷大慟，親至刑場搭救關平。時關興早毅然而出，承認己過。關羽放過關平，又斬關興。王鵬之祖母向關羽叩頭求情，言若不刀下留人，情願撞柱而死。關羽部屬也紛紛跪地乞求饒恕關興，關羽仍不應允。恰曹軍進犯，王鵬之祖母再求關羽，讓關興戴罪殺敵。關羽這才免關興一死，並將老人接至關府，頤養天年……
百姓這些關羽為官清正、不徇私情的傳說，都是將關公作為一撇一捺的“人”的骨架來塑造的。即使將關公作為神來美化時，百姓也多是以他們心目中的清官形象，去進行發酵升華的。譬如：一關廟的和尚，假關爺的名義以給關帝聖像敷金為由，搜刮貧苦百姓的錢財。關聖聞知怒不可遏，一巴掌將這和尚的嘴巴搧歪……“歪嘴和尚念錯經”的掌故，即由此而來。又如：在某地關廟中，臨壇的關聖曾錯判民間一案，在為冤者平反昭雪之後，關帝即陷入深深自責，遂下令燒掉此處關廟，永不許再建！
就這樣，曆代的文人墨客，用最精美的理想彩筆，描繪出武聖那乃文乃武、左宜右有，既立身立業、又立德立言的超世通才形象；就這樣，普天下的芸芸眾生，以最深情最殷切的寄托，補缺拾遺，把關公美化成上不愧天、下不怍民的萬世人極的“心靈標本”。“文革”時，樣板戲中那些“高大全”的一號人物，與這“心靈標本”相比，定會自愧弗如，相形見絀！
如果說，“四人幫”對孔子的批判，是因了這老先生曾有“克己複禮”之類的言論，這就為“四人幫”無端將之引伸為孔丘要恢複奴隸製度、讓曆史大倒退找到了“口實”；如果說，“四人幫”發動的“評《水滸》、批宋江”運動，是因了被稱做“及時雨”的宋江不僅與閻婆惜曾有“男女關係”的汙點，而且有出賣梁山好漢的群體利益而投降朝廷的史實，使“四人幫”有辮子可抓；那麼，麵對關公這尊無疵可尋、無瑕可摘的華夏民族的道德雕像，“四人幫”文化專製的屠刀，則極難找到下刀之處。
關公的神聖雕像，早已兀立在中國百姓善良的心田裏！
可歎複可悲的是，“四人幫”發起的“造神運動”，也未能按他們罪惡的算盤而推演成功。他們缺乏最起碼的曆史常識，那就是對活著人是萬萬不能奉為神靈的。這是因為人與所謂的神之間，需要有極大的時間距離和空間距離，方能產生“神”的神秘與朦朧。而偉人越是走近他，就越覺得他也是人。況且，最偉大的頭顱也畢竟缺乏所謂神的萬能智慧，愈是偉人就愈有可能犯全局性的重大過失。今天，當偉人從神壇走下後，我們這個民族，仍需要借著那尚未完全蒸發掉的血泊的鏡光，去進行對於一個時代的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