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反招安者的心態
一百零八將中的確有些反對招安的，他們是少數，其目的也有很大差別。李逵似乎是最堅定反對招安的，過去這被定性為革命性最強。其實他是由於性格不成熟，是個脫離宗法網絡之後不知如何生活的遊民。生活對於他隻有兩種選擇：或者犯罪，被關在監獄裏；或者依賴一個大哥，作為靠山。李逵先是依靠戴宗，後來依靠宋江。上了梁山之後，他是眾頭領中向心力最強的一個，因為他的全部（包括物質與精神的）都在梁山泊。他是最堅定主張一百零八人長久相聚的人，主張梁山永不散夥，這是個極幼稚的兒童的想法，他卻為此不怕被斥為造反：“便造反怕怎地！晁蓋哥哥便做了大皇帝，宋江哥哥便做了小皇帝。吳先生做個丞相，公孫道士便做個國師。我們都做個將軍。殺去東京，奪了鳥位，在那裏快活，卻不好不強似這個鳥水泊裏！”這不是什麼政治宣言，這隻是小孩子的想法。他堅決反對招安最重要的理由就是招安了梁山散夥了，兄弟便不能相聚了。對於破壞相聚的人們，梁山好漢不能容忍，這是遊民對小團體有著強烈依附力的表現。
林衝火拚王倫理由就是他破壞英雄相聚。
林衝殺了王倫，手拿尖刀，指著眾人說道：“據林衝雖係禁軍，遭配到此，今日為眾豪傑至此相聚，爭奈王倫心胸狹隘，嫉賢妒能，推故不納，因此火並了這廝。”
“英雄相聚滿山寨，好漢同心赴水窪”便成為梁山好漢的精神追求。待梁山真的散夥以後，宋江被毒死，李逵也喝了藥酒，他心甘情願隨大哥相聚於地下。
反對招安也是遊民出於對另一個社會條件下生活的恐懼。
他們大多是來自宗法農民，宗法製度使他們個性萎縮。他們成為遊民後，在江湖上幾經奮鬥，建立了自己信任的團體，在這個團體中他們可以大塊吃肉，大碗吃酒，可以成套穿衣服，大秤分金銀，要他們付出的不過就是打打殺殺，而且這打打殺殺（進人一百零八將這個圈子有個共同點就是“好弄槍使棒”）也就是他們的愛好。因此有了梁山，他們如魚得水，沒了梁山會如何，他們連想也沒想過。招安以後比現在好還是差？這些對他們來說也是個未知數。而且要歸順朝廷’就要忠義；說是“忠義”，其重點在於“忠”。忠是個事上的觀念，注重“事上”，必然要冷落了橫向的“兄弟”關係。宋江雖然也說，他不會忘了“弟兄情”，但敏感的武鬆巳經感受到老講招安，這樣下去將要“冷了弟兄們的心”。武鬆出身遊民，除了因為偶然打虎，當了陽穀縣的都頭那段時間外，都對他人有不同程度的依賴，最早是柴進，後來是宋江，殺嫂之後，是施恩、張青、孫二娘，上二龍山是魯智深、楊誌。李逵看似最勇敢，實際上離了他人，簡直很難存活，他對小團體依賴性最大。
前麵說過武鬆是一百零八將中最早說招安的，當然還原當時的語境，武鬆也是怕給宋江惹麻煩，謝絕宋的邀請，但這也表現出對於結義兄弟很深的依賴之情。經曆了梁山大團聚、排座次、招安、平四寇，武鬆隱隱感覺到江湖、官場除了一個在野、一個在朝外，幾乎沒有多大區別了；兄弟之間，不要說義兄義弟，就是親哥哥武大郎又給了他多少溫曖呢？隻有他剛搬到哥哥家時嫂嫂的一番話，真是有點親情的溫馨，但其中又包裹著邪惡。武鬆心冷了，他對宋江說道：“小弟今巳殘疾，不願赴京朝覲。盡將身邊金銀賞賜，都納此六和寺中陪堂公用。巳作清閑道人，十分好了。哥哥造冊，休寫小弟進京。”他留在杭州六合寺中正式出家（以前的度牒是假的），他皈依了佛門。後來死在杭州，葬在杭州，杭州人根據小說為他修了墳墓，這墳墓一直傳到1964年，在胡喬木主張挖墳和清掃西湖周圍墳墓時才被平毀。
武鬆、李逵反對招安是感性的，反映了他們對宋大哥、梁山的感情依賴。魯智深則是從理性反對招安，他做過官’熟悉統治階級內部情況，對於皇帝老倌也是不信任的，認為招安沒好下場＇他人格比較獨立，誰也不靠0他對梁山泊巳經厭倦，“宋三郎”不是“奇男子”；弟兄聚義，坐地分贓也不是他向往的。所以他提出招安還不如散夥，魯智深不怕獨立雲遊天下。最後圓寂在杭州。
當然反對招安不止武、李、魯三位，凡是上梁山較久、組織歸屬感強、獨立性較弱的，對招安起碼是不積極，有的堅決反對。
（5)沒有確立獨立的反叛意識
《水滸傳》中的江湖人還沒有確立獨立的反叛意識，從而深信自己事業的正義性，敢於和主流社會對抗。正因為缺少這種獨立意識，他們把落草為寇、占山為王都當作臨時狀態，不看作永久的歸宿。他們把“後半世快樂”定位在主流社會。第三回，史進被誣陷，莊院被燒，家資蕩盡，不得巳上了少華山，住了些日子，想到師傅王進那裏尋求出路“求半世快樂”。少華山寨主朱武對他說：“哥哥便隻在此間做個寨主，卻不快活？雖然寨小，亦堪歇馬。”史進道：“我是個清白好漢，如何肯把父母遺體來點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