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安之後，梁山一百零八將雖沒有被打散，但他們受到奸臣排擠，處處受窩囊氣，其英雄豪氣蕩然無存。如第八十三回寫宋江原班人馬被派遣征遼，朝廷犒賞，中書省的兩名廂官“貪濫無厭，徇私作弊，克減酒肉”，引起梁山將士不滿，與一位梁山軍校發生衝突，一廂官被打死，宋江對那名軍校說：“他是朝廷命官，我兀自懼他，你如何便把他來殺了？須是要連累我等眾人。俺如今方始奉詔去破大遼，未曾見尺寸之功，倒做下這等的勾當，如之奈何？”“那軍校叩首伏死。”宋江不得不揮淚斬軍校。梁山整體雖然巳被招安，但其地位仍很尷尬，得不到朝廷的信任和封賞，長期沒有正式的官職，甚至梁山數萬將士一直沒有穩定的駐紮地，常年東征西討，奔波於戰場，“受了許多勞苦”，但大多仍是無功無官，甚至在平定王慶之後，宋江等到東京報捷，都不許進人京城，隻許在“城外下營屯紮，聽候調遣，非奉上司明文呼喚，不許擅自人城。如違，定依軍令擬罪施行，差人齎榜，徑來陳橋門外張掛榜文。有人看了，徑來報知宋江。宋江轉添愁悶，眾將得知，亦皆焦燥”。這種悲劇性的遭遇當然更符合曆史真實’作者的不成功不在於他寫了這些，而在於他沒有能力處理這個悲劇，在悲劇中梁山好漢的性格發展停止了，沒有任何作為了，最後隻是讓它們在征方臘時死去大半，宋江、吳用等梁山領袖和中堅被賜酒毒死，草草了事。沒有能揭示招安前後宋江等人的心理變化與矛盾，前七十一回所塑造的英雄形象到了後四十九回發生變異，前後沒有一貫性。作者不善於寫在官場中掙紮的原江湖人。
施耐庵在南宋“水滸”故事基礎上塑造了梁山好漢的英雄形象，又在元代北“水滸”故事影響下發揮藝術想象力，把梁山泊寫成造反的英雄好漢的堅不可摧的革命根據地，把梁山團夥寫成擁有數萬精兵悍將的強大的革命武裝集團，又有一流的軍事領袖與謀士，並且得到廣大老百姓的熱烈擁護和真誠支持。梁山的事業正是如日中天，攻城略地，戰無不勝，與朝廷交戰，也是兩贏童貫、三敗高俅，甚至俘獲主帥。宋王朝傾其全力，想要一舉消滅梁山全夥，但最終以慘敗告終。這樣寫把梁山的八麵威風是做足了，可是在麵對曆史的真實時就未免捉襟見肘（現代曆史小說！李自成》也犯有這個毛病）。在這一點上！大宋宣和遺事》寫得比較簡單，言宋江等人大鬧東嶽以後“朝廷無其奈何，隻得出榜招諭宋江等”。宋江等人順水推船，“歸順宋朝”。而《水滸傳》不僅張大了梁山反抗的烈火不可撲滅性，而且還有忠奸鬥爭這一條線索，朝中“四賊”處處破壞“招安”，這更增加了招安的難度。從小說情節中展示的生活的邏輯性來看，招安幾乎是沒有可能了。但作者又不能改變自宋代就巳經定下來的“招安”這個情節’這樣隻有一個選擇，那就是突出宋江對招安的積極性，而且積極得有些不近人情，大悖情理。為此，他不惜自降身份、自取屈辱，對一切可能有利於招安的人低聲下氣地表白和求助（注重“革命氣節”的一些評論家便據此對宋江大加譴責）。這與前七十回宋江的形象發生很大的不同。例如梁山好漢對年輕女人多是采取斥拒態度的，對妓女更是這樣。宋江對閻婆惜的冷淡和仇殺都與其他好漢的做派是一致的。可是七十回以後對李師師的態度則與其他好漢大異；這種不顧生活邏輯和人物形象自身行為邏輯的寫法是《水滸傳》寫作藝術上的一大缺點。每當情節的發展可能令作者尷尬時，他便按照自己的主觀意誌去製造情節，憑自己的意誌處理人物，不顧生活的邏輯。如秦明一家與扈三娘一家被殺後上山的表現，仿佛秦明對妻子老小之死的憤怒隻是喪失一件東西似的，宋江把花榮的妹子嫁給他作為賠償也就都解決了；在攻打祝家莊的戰鬥中，扈三娘不僅未婚夫被殺，而且轉瞬之間一大家子都被李逵砍死了，而她被當作戰利品嫁給比武大郎略強些的矮腳虎王英，又成為宋江的義妹和梁山的頭領，麵對這巨大痛苦和尷尬，扈三娘毫無反應。不知道作者是不善於描寫這些，還是不關心這類問題，或是認為這類問題無足輕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