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文化，不管是佛、道兩家也好，儒家也好，對於“人”的體認都達到了這個水平。從中國與印度的古文獻看，東方文化三大家學說產生以前，大量的東方賢者，大半都接近於這個觀念。比如《論語·堯曰第二十》中，堯對舜的指示：“谘！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這裏的“中”，準確地說應是“允執其中”四個字，就是我們上麵說的“心”，或者說是在動態把握中的“心”，它已經包攬了一切。也如老子所說“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天地的啟始與終了是找不到的，有了“允執其中”的“心”，萬物就有了“名”，也等於有了生他們的母親。反過來說，“四海”、“天祿”——天地宇宙不就在“允執其中”的過程中嗎？不全在“心”的運動過程中嗎？舍了這“允執其中”的心，還有什麼可說？當然是“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儒家學說中的《大學》講得更明白：“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明德”正是“宇宙—生命”係統賜予人的意識力，感知力，“明”了這個“明德”，就是“大學之道”。這道，一頭是“親民”，一頭是“至善”，允執其中的便是“心”。
正因為如此，東方文化三大家在對待“人”——“我”的問題時，幾乎一致強調“勿我”、“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吾之有患者，在吾有身”。
活著，就是“允執其中”，也是“允執厥中”，你想“允執其中”，也是“允執其中”；你不想“允執其中”，也是“允執其中”。最好是明明白白“允執其中”，你的痛苦就沒有了。人類的一切的痛苦，就是隻知“我”的存在，而不知“我”的存在要依附“宇宙—生命”大係統的存在，而你對大係統，永遠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全知全能是不可能的，但能明白自己不可能是全知全能，也就是全知全能。
七
非常可惜，東方文化三大家學說產生得太早，當時的古印度除了婆羅門的宗教文化，還沒有其他文化。當時的中國，尤其是周以後的中國，雖然已經從淫祀泛濫中走了出來，巫、鬼、神已經不再是文化的統治者，祖宗崇拜在這個農耕文明的村社文化國家已經占了統治地位，“惟德是馨”的意識已經深入人心，但要承受如此博大精深的思想，卻又是萬難萬難的。為此，釋迦不得不給自己的學說包上了一層厚厚的宗教文化外衣，道家則不得不孤芳自賞清淨無為，儒家在孔子時代，為了體現自己的思想，曆經了數不清的卓絕努力，但孔子一退世，便儒分八家了。
“種子”是留下了，但天時地利不足以使之蓬勃生長，隻好在地下慢慢拱芽。早發芽的種子呈現為“扭曲”、“怪異”，就是在所難免的事情了。
儒分八家，佛分教派，道家蛻為道教，這是人們熟知的中國三大家學說的命運。
在長夜中待的時間太久、太久，驀然見到中天麗日，怎能不眼花繚亂、淚水泗流呢？
東方文化的後人是如何扭曲自己的文化的？這個問題，我在第一本與南懷瑾商榷的書中已經作了清楚的交待，基本特點是“三神化”，神學目的化、神聖道德化、神秘功能化。這裏不再重複。
八
“明德”是客觀存在，勉強地說，它是“宇宙—生命”係統一切能量的總和，它不會因為人類意識對它的扭曲就停止自己前進的步伐。
“明德”就其本來說，無生無滅、無垢無淨、無增無減，但對於人類的意識來說，它還是有一個不斷擴大占領宇宙的問題。人類文化的發展史，就是人類“明德”不斷擴大占領宇宙的曆史。如果可以分成階段的話，迄今為止的人類大致上是經曆了兩種“生命觀”時代，一種是“神本生命觀”，另一種是“人本生命觀”。從二十一世紀開始，人類將進入一種與前二者完全不同的生命觀時代，這種“生命觀”的表現形態是什麼樣子的，該如何命名，都不是我們這一代人可以做的事、可以完全預見的事，我們隻是提醒人們，一種新的“生命觀”已經到來了，不管你接受不接受，它總是要來的，任何人也無法阻擋它的腳步。
九
人類的生命觀念在從“神本”到“人本”的過程中，東西方文化產生了巨大的分野。但如果從其本質看，二者的差異並不是十分巨大，從一定的程度上說，基本上應是互補的。
就現在掌握的材料看，東方人走出“神本”生命觀的時代，可能比西方人要早一點，大概可以推至堯、舜、禹時代，前文介紹了《論語·堯曰第二十》的篇章，這裏麵的文字應是出自《尚書》的。《尚書》的可靠性是曆來被人懷疑的，我們不去考究它，但“堯曰”一段文字比《論語》古老得多，應該是不成問題的。從“堯曰”這一段文字可以看出，“天之曆數在爾躬”，“神”的精神已經全歸於“爾躬”的“人”了。
古希臘文化中“人本”的成分更加濃鬱，前文所引柏拉圖、亞裏士多德的言論就是一個證明。
應該說，東西方文化從“神本”生命觀走出，向“人本”生命觀進發，從時間上講相差不會太大。
“明德”本來普照一切生命個體，它決不會去分什麼東方西方。相同相通是絕對，相差相異隻是相對的。
十
一提到中國人進入“人本”生命觀，不能不首先提到孔老先生。中國文化雖然號稱三大家學說並存，但起主要作用的還是儒家文化。
孔子對中國文化的貢獻是世人公認的，公認得令人甚至具體說不出孔子對中國作出了什麼貢獻。
我以為孔子對中國文化的貢獻，起碼有這樣四條：
第一，正是由於有了孔子，中國文化自走出以鬼神為中心的“生命觀”之後，沒有形成一個一神尊崇的宗教。直到如今，中國人也沒有宗教傳統。佛教之為教，道教之為教，在其上層，基本上是一種學術流派；在下層，莫過是重複了多神崇拜的遺跡，是弱者心目中的崇拜偶像。中國曆史上的宗教，一直是政治的附庸，文化的附庸，任何一個宗教在中國也沒有取得國教的地位。哪怕元、清兩朝統治者那樣愚昧、落後，也沒有宣布什麼宗教是國教，西方那種政教合一的政治格局在中國一直沒有出現過。
第二，中國的封建社會雖然存在了一兩千年，但一直沒有形成鐵板一塊的封建等級。自孔子之後，改朝換代不斷，流浪子、地痞、異族酋長都有機會爬上權力的頂峰，而貴族豪門也會是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在兩千年的中國史上，沒有哪一家貴族是長盛不衰的，今日的貴族，明日的囚徒；今日的豪門，明日的乞丐，應是司空見慣的事。“學而優則仕”，“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任何一個有誌氣的男兒，都可以想象自己某一日捧印封侯。從漢魏的舉薦製到唐宋元明清的科舉製，為下層士民走出自己的階層，留出了一條廣闊的上行通道。正是這種上下可自由流通的社會結構，才會導致中國社會的長期穩定。
中國封建社會超穩定結構形成的原因很複雜，但這是其中一條重要的原因。
第三，民本意識深入人心。中國封建社會的民本意識起自孔孟，這是毋庸置疑的。這種意識不但被士階層所重視，曆代帝王也無比尊崇。唐太宗的《貞觀政要》幾乎通篇貫穿著這種民本意識。直到近現當代，中國政治舞台上的許多重要人物，仍然有濃厚的民本意識，雖然他們大半都是否定儒家不承認儒家的，但他們的實際行動正是“大儒家”。
第四，孔子思想為中國社會造就了一個龐大的“士”階層。“儒”的實際含義是一個頗有爭議的問題，但我們認定他為“士”階層，大致錯不到哪裏。一般說來，他們不是統治者，卻為統治者服務；不是被統治者，卻能為被統治者請命。在中國，儒士應是介乎於統治與被統治者之間的一個磨合階層。類似這樣的階層，世界各國大半都有，但他們與中國儒士的差異非常大，即便是日本的“士”，也和我們的大不相同。中國的儒士大半都繼承了孔孟的人格精神，以“敬天保民”為其人格主旨。一句話，他們大半認為自己隻對“天道”負責，麵對“天道”實現自我，麵對“天道”不自欺。一個真正的大儒必得有“大學之道在明明德”的功夫。這和西方的“士”、日本的“士”，隻對自己的國王與將軍負責，有很大的區別。正是由於有這麼一批“士”的存在，中國封建社會才可能是超穩定的，因為這個階層一直協調其中。人們如果不帶有偏見，都無法不承認以下事實：春秋戰國時代，諸侯對天子的挑戰與蔑視，秦末陳涉“將相寧有種，男兒當自強”的觀念，劉邦作為一個地痞登上帝位，王莽敢於篡位，劉秀敢於奪權，南北朝的列國紛爭與當時魏晉文化大解放不是兩件事，本質上是一致的，最後中國終於出現了一位集東方文化精華之大成的人物武則天。如果從文化上講，屈原、司馬遷、司馬相如、賈誼、劉徹、魏晉文人群體直至李白、杜甫、白居易，都是這種文化的典型代表。從思想界來說，鳩摩羅、慧思、曇鸞、道綽、慧能、善導更是把這一文化推到了頂峰，一直到理學完全占了統治地位後，還出了宋代的蘇東坡，明代的王陽明，清代的曹雪芹……都是中國文化的精華。
其實這四條，是一切人本主義社會必備的四條。西方社會雖然對此並不自覺，但今日的西方社會仍包含了這四條因素。從“生命觀”的角度說，西方現代社會與古老的東方社會並沒有質的區別，都是對“人”的最充分肯定。就“肉體人”來說，西方文化對“人”的肯定，比我們更徹底一些，一切屬於“人”的，精神與物質，社會性與個體性，西方文化作了全麵的肯定。這並不是西方文化自己決定的，而是生命本質力量的性質所決定的必然規律。
生命的本質力量，作為與宇宙同行同在同生同滅的生命的本質力量，能量是無限的，但它必須以具體的個體生命體為載體，在宇宙間最有資格做它的載體的，便是“人”。生命的本質力量，作為能量無限、智慧無限的生命，要充分展示自己，必須首先肯定人，高揚人。肯定人，高揚人，就是肯定和高揚生命本身，隻有當這種肯定與高揚使人類不堪重負時，生命本質力量的真麵目才會進一步顯現。
新千年，正是這個時代到來的時代。
十一
我們在這裏不去分析儒家文化乃至中國文化的弱點，在這方麵有分量的論述太多了。曆史本身無對無錯，該怎麼走就得怎麼走，後人去論它的對錯，如果不是遊戲，也是笑話。
我們不希望在文化圈子中一味地糾纏，文化說到底隻是“明德”不斷擴展、“生命觀”不斷進步的表象。“明德”的不斷擴展，“生命觀”的不斷進步，最根本的表現，還是在人類社會的整體的社會實踐中，尤其是經濟的發展，科學的進步。
說起人類第一次“文藝複興”，以古希臘文化為標的的西方“文藝複興”，並不單純是西方人的事，幾乎是同一個時代，中國人也展開了自己的“文藝複興”，這便是中國的晚明時代，中國的湯顯祖未必遜於莎士比亞，《金瓶梅》也不比《十日談》差，《西遊記》與《唐·吉訶德》可以說是絕世雙璧。熟悉法國小說《吉爾布拉斯》的人，不難發現其篇章結構與《水滸》的回目勾連極為類似。更重要的是，王陽明的“心學”的崛起，說明中國的“文藝複興”比西方的“文藝複興”有著更加博大精深的哲學底蘊。不然，日本人在實現自己的啟蒙時，也不會是那樣看重“陽明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