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信”，真正的“禮”，便是要誠懇地承認“別人永遠比自己聰明！”這是永遠的真理。為什麼說，別人永遠比自己聰明呢？這是由於，別人本無別人，你和別人發生關係就是有事來找你。凡事，都是天地因緣的大聚合，對於這個大聚合永遠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不可能有全知全能，這樣一來，不就是說凡和你接觸的人（實際是“事”）都比你聰明嗎？因為你對“事”不可能全知，承認“不知”，就是真知。你對對方的“信”不就自然建立起來了嗎？
不悟此語，莫言東方文化，莫言儒學，莫言“信”，莫言“禮”，“仁”、“義”便更無從談起。
東方文化正是從“明明德”的深層來看待一切的，這其中包括“為政”。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Δ “文”的進步，就是“質”的擴展
不是我故意挑剔南先生的毛病，他把“質”說成是“一個人的天性”，是有很大的毛病的。“人”有“天性”嗎？
這個問題，前文中我們已多加辨析，這裏不再多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質”即“明德”即“生命的本質力量”，它是屬於全宇宙的，如果要用現代人習慣了的理論語言說，應是宇宙中一切能量運動的總和，它不屬於任何個體生命，但又必須通過個體人表現出來，這種表現便是“文”。
正如前文所說“質”、“明德”、“知”、“生命的本質力量”，在其通過“人文”表現出來的過程中有一個相對穩定的階段，不同的曆史階段具有不同的生命觀念，“人文”的進步，就是生命觀的發展，也是“明德”不斷擴展自己光芒的過程，也是“生命的本質力量”不斷擴展自己力量的過程。最終，“明德”一定會徹照全宇宙，生命的本質力量會征服一切，但這個過程永遠不會最後完結。
二十一世紀是“宇宙—生命”係統中一個偉大的時代，在這個千年，要完成一個最偉大的任務。“明德”、“道”、“生命的本質力量”，再也不會以“隱在”的形式存在了，甚至可能最後剝去自己的“生物性”外衣。
“質”與“文”的關係，實是“仁”與“禮”的關係。天地宇宙的“仁”，必然通過“禮”體現出來。
無禮之仁，無仁之禮，不僅不存在，也無法討論。
同理，無質之文，無文之質，也是不僅不存在的，也無法討論的。
子貢說：“文猶質也，質猶文也。”二者不是一也不是二，是二也是一。
子貢以“虎豹之鞟”與“犬羊之鞟(皮)”相對比，正是至論。人與人的差異從這裏見，時代與時代的差異也從這裏見。
誰能從這“差異”中見到一個無差異，那便是明白人了。
南先生把一個“質”局限在個體人身上，最後把質與文的關係說成了品質與文采的關係，大概距子貢所論相差太遠了。
“虎豹之皮美於犬羊之皮，虎豹之心殘於犬羊之心。”這能是子貢要表達的意思嗎？
大學者為人解惑不可太隨意。太隨意了，不僅是錯解了，更會把人引到“糜子地”去的。質與文的關係和道德與文采的關係，根本不是一回事。
至於說到文化的變遷，南先生基本上是承襲了西方地理環境學派的觀點，這本身已是一種本末倒置的誤會。生命的本質力量一定要通過生存在一定時空中的人體現出來，但地理環境對生命本質力量沒有任何約束，隻不過其表現形式具有地方特色而已。比如說二千五百年前到三千年前，東西方為什麼一起關注人的哲學？五百年前，東西方為什麼一起產生自己的“文藝複興”？這是用地理環境論解釋得了的嗎？如果說過往的曆史文化現象不能用地理環境論解釋，二十一世紀以後的人類文化更不能這樣解釋。
南先生解釋這段文字時，用了“內外兼修之謂美”的小標題，這完全符合南先生的一貫觀點。我們以為“發現”、“尋找”“生命本質力量”的問題，實是發現自我、尋找自我的問題，不存在修與不修的事。也就是說，沒有什麼自我約束的問題，隻有一個發現和尋找的問題。
發現，是生命的本質力量在發現；尋找，是生命本質力量自己在尋找。生命的本質力量本無形無相，隻是一個“空而不空”，你讓他修什麼？
“修”，隻是對於“人”來說的。如果再深入討論一下，人本身也無修無不修。人類的生命活動，表麵看來是一種創造活動，但仔細想來，一切創造皆是全體、整體的創造。人對此越清楚，便是越“明”，越“明”，全體與整體的創造力越強。人對於生命本質力量隻是一個“明白”，個人的創造隻是一個假象。假象也是真相，因為生命本質力量的擴展是以人的“明”為主要特征的，同時，又以“個人創造”表現出來。舍了人的“明”，一切無話可說。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Δ 還是一個“信”，還是一個“禮”
從《論語》中收錄的整個文字看，不僅孔子一人處處堅持一個“明明德”，他的弟子們大半也是懂了老師的主張的。不然，在孔子死後，曾子不可能寫出那篇綱領性的文章《大學》。
“徹”，古代的一種什一稅。中國古代如此，西方中世紀的教會也有這種“什一稅”，便是從人民的收入中抽取十分之一作為稅收。
哀公問於有若：“年成饑荒，國用不足，怎麼辦？”有若回答：“何不減稅？”
有若的回答，對於今天的人來說，是很好理解的，你減了稅，百姓可以把你少收的錢用於再生產，國家不就富裕了嗎？
這裏麵的意思是很深的，大家隻要返回頭去看一下我們對仲弓問仁的解釋，便全明白了。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是不欺騙自己，同時也就自然而然取信於民了，說到底還是一個“非禮勿動”。
君王與民眾是因緣的整體，這個因緣的整體必得和諧（禮），才可以順利運轉。他自己確認自己不足，那麼百姓就更不足了，這時你首先令百姓足（減稅），反回來你自己也便足了。
萬事萬物都是這個道理。懂了這個道理的人何事不成，何國不治？但是，當人們將它作為“外求”的修養時，這一切就都變成了“機巧權詐”了。一旦成了“機巧權詐”，便是偷雞不成蝕把米，做了好事反而被人民唾罵。古今以來這樣的例子還少嗎？如果在招人民唾罵之時，還要再加上“鉗口術”，便是滅亡之日到了。
真正的“內聖外王”，就是絕不欺騙自己。
子張問崇德、辨惑。
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祗以異”。
Δ 欺騙自己的人，永遠是自己
這一段讓南先生一講，便全是外求的對人處事的道德了。請看南先生是如何講的：
“‘忠’的意義是直心直腸，心境很直，對人對事絕沒有歪曲。另一意義就是非常盡心，不論對自己或對別人，為國家大事也好，為個人私事也好，絕對盡我的心，盡我的力，乃至賠上自己的性命，都在所不惜，譬如對於思想的信仰絕對忠實，也就是‘忠’。‘信’，我們解釋過了，就是自信、信人。對自己要有自信。對人能夠厚道，因此人與人之間建立一個‘言而有信’的關係。為了使自己的人格更見崇高，沒有別的方法，隻有‘忠’、‘信’。‘徙義’是應該做的事就去做。‘義’者宜也，合情合理應做的去做，就是徙義。”
中國人對這一套太熟悉了，中國古代的忠臣烈士皆是這麼做的。如果說有誰不這樣做，那就隻有孔子一個人。他沒有去為魯國殉葬，魯國不能用他，他便到各國去找出路。
真正的“忠信”不是外在的道德，如果隻是外在的道德，便是愚忠、愚信，便是麻醉人民的鴉片，中國近一千年的衰落，其主要的原因便在這裏。
外在的忠信是根本不存在的，讓人求外在的“忠信”是騙人騙己的鬼話，真正的忠信就是“不欺騙自己”。人類的“惑”全在於不由自主地欺騙自己。“愛者欲其生”，是有一個“他是我愛的人”的觀念先入為主在作怪，正是這個觀念騙了人，而忽略了當下的真實，人們對客觀真實的認識被觀念歪曲了，推致極端便是“愛者欲其生”。外在的一切事物永遠是多重的、複雜的、多義的，隻要人們一被觀念所騙，為觀念而活，那便是“惑”。如何辨惑？非常簡單，層層剝離迷惑自己的觀念，不許它欺騙自己，不管它是多麼美妙、美好的東西。剝到一定的時候，剝不下去了，自認為不受自己的觀念欺騙了，自信心起來了，這便是該你去做的。但是，注意，這並不能保證這次的做法就是絕對真理，明天你還可能對此徹底後悔，認為昨天自己欺騙了自己，那就“直下承當”這個錯誤，堅決改正，絕不掩飾，待你再剝離到自己信心升起時，又是該你去做的，隻要自己不懷疑，便直下承當這個責任，“徙義”，毫不含糊地做下去，這便是你該赴之義。
這個過程永無完結，永遠是一個自我發現、自我尋找的過程，人的“明明德”，正是在這個發現自我、尋找自我的過程中，逐漸明白的。
客觀變我也變，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當下是“德”，尊崇它便是辨惑。
人無所謂富，也無所謂窮，得到了這樣的用心方法，便無異於大富（“誠不以富，亦祗以異。”），這樣做下去，久而久之，一切智、無師智、自然智自然顯現，你還不是宇宙中最大的富翁嗎？
我們雖這樣反複講，但由於它太簡單，未必會有人信，未必會有人如此直下承當。真要懂了這一點，便找到什麼叫“良知”了。這“良知”和主觀唯心主義毫不搭界，“真心”是沒有的，“良知”也是沒有的，隻有人找尋“真心”、“良知”的過程。
這個過程就是“真心”，就是“良知”。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Δ 各安其位，各又不安其位
這一段南先生講得很好。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是我國曆史上極受爭議的一段語錄。這段語錄的本意南先生解得好，比宋儒講得好，好在沒有把君、臣、父、子的概念固定化。
孔子這段話如果用我們現代人的語言翻譯過來，應該是這樣的：
“部長就應該幹好部長的事，幹不好就下崗。”
“廳長就應該幹好廳長的事，幹不好就下崗。”
“父親應該幹好父親的事，幹不好不受尊敬。”
“兒子應該幹好兒子該幹的事，幹不好要自我悔過。”
孔子時代，孔子能如此說，實在具有石破天驚的意義。因為那是封建領主時代呀！到了我們今天的時代，就要用體製、機製來確保這個觀點的實行。不管什麼國家、什麼時代，這一條做不好，國會滅，時會亂，這是不容置疑的。
南先生不是講“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嗎？一個人生下來，他的基本社會地位肯定是相對確定的，但這個地位是可以改變的，也是可以超越的。
這個改變與超越取決於你對“明德”的認識，對“自我”的認知。
迷於自己的社會地位，社會地位變成一種觀念，在瞬息萬變的意識活動中，總是被既成的觀念所欺騙，以為這種觀念是“天意”、“天理”，等待你的隻能是客觀現實的懲罰。即便有某一個人可以避免懲罰，也會導致“明德”整體的模糊。
真正的超越，隻能是既確認自己的社會存在，但又不被其所迷，不使其成為固定的觀念。做任何事不是用這種社會存在確定了的觀念來抉擇，而是麵對客觀事實不欺騙自己。一句話：
我也不是我。
我是部長，但“部長”隻是“生命本質力量”的一種特殊顯現方式，而不是我。
我是廳長，但“廳長”隻是“生命本質力量”的一種特殊顯現方式，而不是我。
我是父親，但“父親”隻是“生命本質力量”的一種特殊顯現方式，而不是我。
我是女人，但“女人”隻是“生命本質力量”的一種特殊顯現方式，而不是我。
總之，在具體事件中，永遠不被既成的一切觀念所欺騙。
這裏順便提一句，南老說美國的政治是以“君主獨裁為基礎的”民主形態，但是南老認為中國古代的言官製度才是真民主，便是無分析的瞎說了。
中國的曆史不管怎麼說也是封建獨裁的曆史，但這種獨裁完全不同於西方式的獨裁，而是以農耕文明為主的村社文化的農業家長製的升華，在溫馨的麵紗下，要把一切子孫全變成“羔羊”式的後代，這對人的殘害不亞於美國的現行製度。
在我們這個時代，奢談哪一種製度更民主，實在是可笑的。須知，這個時代，人類還不明白自己是“誰”，做什麼“主”？即便一個社會貌似民主，不去幹涉人們的行為，人們自身也會用各種各樣的觀念欺騙自己。人類雖然可以不做別人的奴隸，但仍是自己頭腦中各種觀念的奴隸。人類一天不懂得“決不欺騙自己”的道理，不這樣身體力行，不真正實事求是，“民主”永遠是一句超級廢話。
關於表現在中國古代政治製度中的某種“民主”現象，完全是由於東方文化三大家窺透了現象界的假象，找到了真正的“自我”。後人在一定程度上照搬了三大聖哲的東西，生吞活剝地用了一點點。例如中國的“士”階層的“敬天保民”、“為民請命”、“替天行道”，不把皇帝看成宗教式的偶像等等，都說明中國的“士”不同於日本的“士”及西方中世紀的“士”。“士”畢竟還是“士”，完全不同於今日世界的“白領”階層。
“士”與當權者的關係從“清客門人”到被雇傭，這是一個偉大的進步。
個人意識上的“清高”是不穩固的，隻有當社會整體形成社會機製，“白領”才能相對獨立。
一切依賴曆史的進步。
南先生的書是二十世紀中葉的作品，他還沒有見到今天——網絡時代人的文化心理結構的變異，如果他了解網絡，不知又該如何說了。
抱著傳統理念翻跟頭不是東方文化。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
Δ 直下承當的勇氣
我們認真看《論語別裁》中南先生對這段的解釋，怎麼也找不到孔子對子路的表揚與前麵顏淵問仁的瓜葛。
其實不然。
這一段在這裏，可謂是顏淵第十二的點睛之語，沒有這一段，這一章無法收束。
孔子從“克己複禮”講到非禮勿言、勿視、勿聽、勿動，又講到“內省不疚”，即絕不自我欺騙。這個絕不自我欺騙，就是要去找到佛家說的“你”自己。把該“還”的還掉，那還不掉的，便是“你”。與此同時，對於這一點，《論語》又舉了許多實例加以引申，說明什麼東西最容易讓人受騙。“真我”不要外求，隻在內心。一旦達到了，當下決不受騙，剩下的便是要有“直下承當”的氣魄。也就是說，不但要實事求是，還要敢作敢為。“子路無宿諾”，思考定了的事，答應了就決不反悔。
如果明知是對的事，卻沒有膽子去做，就叫不敢“直下承當”。辦事、糾錯都是如此。
顏淵一章，還有如下段落，簡單解釋以後，在以後的一些段落裏我們不再和南先生糾纏，因為該講的話都講了，重複多了也是累贅。南先生說到底就是那一套，永遠要把儒學的一切思想全講成道德，除了道德就是功夫。正如他講“大光明之法”，實在沒有辦法了，就推給功夫。
什麼是真正的“大光明”，撥翳見日罷了。
我們勸大家以“永不欺騙自己”為準則，徑直做去，實是層層撥翳。“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久而久之自見“大光明”，這個“大光明”不是什麼“天眼開”之類的神光、佛光，而是朗朗宇宙、蕭蕭人生盡落眼底，你自會看到“宇宙—生命”係統生命的本質力量的大仁、大道、大慈、大悲、大力……
這其中沒有任何神秘之處，凡言神秘，隻是有翳在眼，哪怕還有一絲線之虛華，你皆會把大光明變成大黑暗。
如果真要找這種境界，什麼人也無法對你說，說了你也不會相信，最好是你自己去體會。這中間，請你記住孔子的如下言語：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Δ 居無倦，行以忠
這個標題是從明人益那裏借來的，他認為孔子不說“行無倦”，而說“居無倦”，不說“居以忠”，而是說“行以忠”，“是見其無內外之分，便見合內外之道”。